Simone中国被称作“种花家”（中华家）是有原因的，几千年来的农耕社会里，一直都在研究绿色植物与土地的关系。法家的“砍树”耕战体系是类似于将参天大树砍倒，让小花小草等绿色植物大量繁殖，统一被拿着镰刀和锤子的人来收割（一夫一妻原子化小家庭，能提供充足的税收）；而儒家的“种树”体制则是类似于着重培养参天大树（大儒，儒生，士大夫，士族，宗族，家庭，树同书），使绿色植物拥有自己的“社区”（家谱，宗族等结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是一种（焚树坑儒）砍树思想，专门砍伐六国旧贵族，而西汉祥埋汉高祖刘邦以反秦的名义搞秦制，对六国旧贵族“砍伐”了很久，将它们驯化成了普通的原子化小家庭…… 东汉光武帝刘秀则是种树的高手（从小研究种田），东汉是“种树”思想兴盛的朝代，产生了多种树木（书，文化层面的发展），像是浑天仪之类的科学仪器就是一个例子，还有蔡伦改进造纸术等，和西汉耕战体制不注重发明创造的秦制完全相反。
魏王曹操则是砍树的专家，在北方搞屯田，兴修水利，抑制豪强（砍伐树木，抑制树木生长，防止其形成盘根错节的根系——官商勾结，大家族等），而司马家族则是既注重砍树（拉拢寒门，防止士族做大），又注重种树（西晋搞士族政治）……
儒家和法家，一个种树，一个砍树，一个重文轻武（北宋文人苏轼嘲笑西汉武将卫青），一个重武轻文（李唐，武则天，对外征战扩张，毕竟能武就成了天，天道？唐推崇道德经和老子李耳/李世民被称为李二，李渊给李世民的称号为秦王），它们看上去似乎是对立的，但又有某种“统一”的地方，正如太极图上的黑白阴谨谨蚂阳鱼一样，相互推动对方“前进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