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石勒有的墓是虚墓，什么是虚墓呢？虚墓就是空墓，也就是忽悠那些盗墓者的，所以他的墓一直不好鉴定 都门长啸气凭陵，瓜割中原霸业兴。夜葬山间人不见，至今仍有守坟僧。前几年，我因事去陵，曾去看过崇安寺。寺建在城西的一座高冈上，规模宏伟、壮观，并维修彩绘一新。该寺始建年代无考，若石勒坟墓在这里，是以寺为墓呢，还是以墓建寺?说不清。或许又是设下的一个迷冢吧! 关于石勒墓 石勒墓位于榆社县赵王村的后山，现存封土高10．8米，占地面积264．4平方米，保存基本完好。 史学界一致认为，石勒是榆社土著羯人，属古上党武乡（今榆社县北）人，但对于石勒葬于何处一直未有定论。据《晋书》载：“（石勒死后）夜厝山谷，莫知其所，备文物虚葬，号高平陵。” 今传石勒墓有四，即河北邢台、山西榆社、陵川、武乡，其中榆社石勒墓保存最为完好，并且从地方志、民间传说、实地实物考证等方面来看，也只有榆社石勒墓最有可能是真正的石勒墓，其它三墓只不过是“备文物虚葬”罢了。 清光绪七年版《榆社县志》载：赵王石勒墓，在县北二十五里赵王村，墓东有庙。赵王村即因村有赵王石勒墓而得名。榆社民迅则间传说，石勒出殡时，赵国四处发丧，四地起坟，赵王村附近的仰天村也是因气断身亡的石勒仰卧朝天，更名于仰天。赵王下葬之后，封土墓穴均以石灰矾水等物进行灌注，坚固无比，后有贼人盗墓屡掘不开。 从赵王村远远望去，石勒墓绿树葱茏，气势宏大，十分威仪，但到了墓冢近前，就会发现石勒墓并不是很高。不过这不难理解，历经千年风雨，石勒墓封土仍能保留10．8米高度，已属罕见，当年初葬时墓冢的高大威仪可以想见。时隔千年之后，石勒墓周围的地形地貌已有极大变化，西南两向已被沧桑风雨冲成一道道深沟，墓冢危危，东向则完全形成一道断崖，直逼墓根，只有北向在一片舒缓的开阔地之后山势逐渐上升，仍透出墓主人当年面南背北的一代霸主之气。 站在石勒墓向四周望去，从近处远处山势水势等方面推测一下千年之前立墓时的地形状况，就会惊讶地发现，这里的确是一个极符建筑环境学的福地。西南东三向曾经如北向一样缓缓向前延伸，形成一个形如簸箕状如龙椅一样的奇特地貌，古漳河在其右侧远方静静地流淌，无名小溪从其前方近处淙淙而过。极目远眺，则群山环绕，恰似千军万马环伺屏障于野，如此福祥雄奇兼备的宝地，若非一代枭雄，常人实难承受得起。 在石勒墓的北侧墓根下，有两个大小不一滚族的深坑垂直而下。从坑土的土质来看，没有石灰等物灌注过的迹象，可见民间这一传说不实；从坑土的色泽痕迹来看，挖掘时间当在近年之内。不难看出，这是两个未完成的盗洞，这让人不得不佩服盗墓者的胆量和愚昧。民间盗墓行为可谓源远流长，自古虽用重典治之，可仍是“十墓九空”，因石勒墓尚未正式发掘，千年之间，是否亦曾遭遇盗掘，实难断言，但从我国绵绵不绝的盗墓史来看，恐怕很不乐观。 从北侧墓根下两个未完成的盗洞可以看出，盗墓者当属有胆无识之辈。因为十六国时墓葬已有了墓道和墓室之分，盗墓者从封土处盗掘，愚昧之极。石勒墓的墓室，应在北侧开阔地下，若墓道较长，也可能在更北的山坡之下。不过石勒墓年代久远，且名声在外，世人皆知，恐早已被盗，加之石勒痛恨奢侈之风，遗诏曰：“敛以时服，载以常车，毋藏金宝，毋藏器玩。”如此看来，盗墓者即使掘开墓室，恐怕也难以得到墓主人身上的饰物和随葬品。 顺着石勒墓东南陡坡而下，拔开断崖顶上的蒿草荆棘，就会发现土中埋有明清时烧制的砖瓦，由此可以推断，明清时石勒墓前曾有庙宇供室。这就正好印证了清光绪版《榆社县志》所载的“墓东有庙”之一说。既然明清时墓旁有“赵王庙”，那这庙又是何年所建？虽然从实地翻出的残砖破瓦来看为明清时烧制，但这并不能说明赵王庙就一定是明清时所建，而不是在宋元亦或更早的时期就已建成。元代翰林侍读学士、陵川人郝经写过一首《石勒墓》诗：都门长啸气凭陵，瓜割中原霸业兴。夜葬山谷谁得见，至今犹有守坟僧。 这首诗在对石勒墓的真正所在表示怀疑的同时，也真实地记述了当时（也就是元代）还有僧人为石勒守墓这样一个事实。既然有僧侣守墓，那么，僧人的起居之所。就应该在墓冢附近，而不是远在山下的赵王村。这样，在石勒墓的附近就定有一庙，而住有元代僧人的这一庙就应该是清人方志中所说的“墓东有庙”。 这样看来，石勒墓旁的赵王庙不是明清始建，在元代就有。墓旁断大昌弊砖只能说明，明清时曾对此进行过修缮整理或者翻修。那么，赵王庙究竟始建于何时，是元代还是唐宋？元朝统治者将异族视为劣等人，唐宋统治者恨“五胡乱华”，在民族矛盾十分紧张的时期，为一个异族首领建造庙宇是不可想象的。如此上溯，只有在羯族政权下，才有条件为石勒破土建庙，而作为叱咤中原，一统中国北方的赵皇帝石勒的陵寝，从入葬之时就建有庙宇，并派专人守陵护陵是完全符合情理的。 可以这样说，赵王庙与石勒墓是同一期工程，至少是同在后赵时期就已建成。如果说赵皇室在墓旁再筑一庙并不稀奇的话，那么元人诗：“至今犹有守坟增”所反映的情况就很值得研究了。因为从后赵到元长达900余年时间，石勒墓及赵王庙能够始终僧侣不断、香火不断，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石勒死后，石虎执政的赵王朝迅速崩溃，为僧侣守陵提供物质及政治上支持的可能已不复存在，为什么在战乱频仍、王朝更迭的900年中，这里始终僧侣不断？也许因了石勒深厚的佛缘，在佛门弟子眼中，于宏法有大功的他早已被视作了佛。姑且搁下历代僧人为其守墓的原因不说，单就各朝僧人到此守墓这一事件本身，就足以说明，元之前的历代已普遍认为此墓就是石勒的真正陵寝所在。 当然，在正史没有关于石勒死后葬于何处的记载，且没有找到更为充分的文物考证的情况下，是不能轻易下结论说明石勒墓的真伪的。正因为如此，除元人郝经诗云“夜葬山谷谁得见”表示怀疑之外，清人张廷绶的《石勒墓》诗也写到：东门贩竖啸声长，葛墨功成号赵王。……月冷乌啼丰沛地，山间疑冢剩苍茫。 尽管如此，后赵至元，历代僧侣对石勒墓的认定仍然是最为可信的，因为历代僧人既然到此守陵，那就一定获得了他们认为最为可信的信息或者证据，而距后赵越近的时期，就越有可能获得更全面、更确切的证据和信息。所以说，距后赵较近的历代守坟僧们的结论应该是可信的，只不过是后人无从知晓他们当时所掌握的情况罢了。 就这样，石勒在公元333年8月归葬以后，其香火一直烧到了元代甚至明清，时间超过千年。似乎到了满清的中后期，石勒墓才终于出现了庙毁僧不再的情形。晚清诗人张祖志曾写过一首《过赵王墓》，其中说：怒涛声震岭前松，遗恨分明寄此峰。才略空轻前代鹿，山河犹属渡江龙。英雄旧迹残碑在，客里飘蓬古墓逢。莫对荒坟便惆怅，晋家陵寝付耕农。 这首诗除对石勒的一生表达了看法之外，还反映出了当时石勒墓已是“荒坟、旧迹残碑、岭前松”的荒凉景象。晚清文人张其信在其作品《赵王墓》中也写道：寂寞荒坟列远皋，临风酌酒吊英豪。丈夫行霸轻曹马，桑梓多情学汉高……虚埋文物传疑冢，建策纵横自武乡。千载北原山下路，犹疑铁骑趣严装。诗作的首句就明确说明了当时的石勒墓确已沦为“庙毁僧不再”的“寂寞荒坟”，并且河水已逼近墓丘之下。其原因可能与满清由盛转衰，内忧外患交困，甚至洋夷入侵，清廷仓皇出逃的大背景有关，因社会长期处于激烈动荡之中，失去了修庙护陵的前提条件，终于造成了“寂寞荒坟”的衰败景象。同时，张其信在其评论石勒的后四句诗中提到了两个地名，即武乡和北原山。《晋史》载：“（石勒）居武乡北原山下。”有人就误以为石勒生长于武乡。其实，正是史界一贯认为的那样，石勒是榆社县北人，因晋时榆社省属武乡。《魏书·地形志》“乡郡”条也载：“石勒分上党置武乡郡，后罢。延和二年（公元433年，北魏时）置乡郡，领四县：阴城、鞘鞍、襄垣、乡。乡：郡治。”并注明：乡晋属上党。真君九年罢，邻辽阳。乡县有三城：武乡城、魏城、榆社城。这些史料就说明，“榆社”未设县建制前就有了“榆社城”，并做过200余年的武乡县城，石勒便是这个古老的榆社城（现为榆社县社城镇）的人。 既然古武乡县城在榆社北部的社城，那么所谓的北原山，也应在当时属于武乡北部的榆社境内，甚至应当在作为当时武乡县城的社城以北。武乡即因当时境内有武山而得名，武山即现在榆社、和顺边界的八赋岭，远在现在的武乡之外。由此看来，只要理清了榆社的建置沿革，就不再会怀疑石勒是榆社县北人这个事实。 石勒既然是榆社县北人，那他死后归葬故里也是符合情理的。“岂陵在邺而实归葬于榆，袭魏武疑冢故智耶？”古人也作出了这样的推测和判断，再结合墓东有庙，千余年守坟僧侣不断等情况，石勒墓的真实性就大大增加了。也许，今天人们对榆社石勒墓的判断正是谜底，只不过是需要更加有力的史料和考古证明罢了，而这种情况在史界考古界也是屡见不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