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就原始涵义而论，“王”与“霸”只是对统治者地位、身份的称呼问题。历史上，能够统驭整个天下者才配称“王”，也即，“王”是整个天下的共同领袖，而“霸”则是对诸侯领袖的尊称，二者有着身份之别。但在儒家的政治思想中，这两个名词被赋予了政治哲学的含义，成为判定统治者治国方式和手段的主要范畴。
按照“王者无外”的理想，既为“王”，就不能允许边疆的“四夷”违反上下尊卑的等级名分，与“王者”分庭抗礼，或者挑战大一统的含此天下秩序。汉初的贾谊就认为“王者之于天下也，苟舟车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虽蛮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所以在他看来，像匈奴统治者不臣服于汉朝，就是阻挠天子实现天下一统的大罪。因为，“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众，其义莫不愿为臣妾。”于是，在边疆经营上为了“拯民水火”、“拯救斯民”，为了将中原体制(郡县制)和文明礼乐推行于边疆，为了实行统一的政令、法律、文教，就必须积极开拓边疆。如此，“多事四夷”，武力安边，进行军事征讨以惩罚“不庭”、“不贡”的“四夷”，也属于“王道”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并不必仅仅限于“怀柔”一途。比如，董仲舒就曾劝汉武帝：“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至德昭然，施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治也”。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也从历史发展的“势”出发，认为，像秦始皇统一天下，是“秦以其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而汉武帝之开边也是于不知不觉中替天行道：“天欲开之，圣人成之；圣人不做，则假手于时君及智力之士以启其渐。以一时利害言之，则病天下；通古今而计之，则利大而圣道以宏。”历史上，汉武帝、唐太宗即抱此思想，御匈奴、征突厥，积极经营边疆，甚至不惜以武力将自己的文明强加给“四夷”，推行中原体制，变边疆百姓为“编户齐民”。在他们的思想中，这些被理想主义儒家斥为“好大喜功，勤兵于外”、“妄自尊大”的行为，恰恰是“代天理物”、“替天行道”的“王道”之举。但另一方面，儒家的代表人物如孔子、孟子、荀子以及董仲舒、朱熹等，为倡导他们心目中的“王道”而贬抑“霸道”，都曾不厌其烦地从道德主义的理想出发，对“王霸”问题反复予以讨论，对二者加以分别。在他们看来，“王道”和“霸道”不仅是价值取向不同的问题，而且在现实政治领域，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和各自的实质内容。正如宋人张谈芦迅木式所说：“学者须先明王伯之辨，而后可论治体。”可见，辨别哗州“王霸”并不仅仅是哲学思辨，而是非常现实的政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