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内容简析 ：这篇杂文以作者文革时期下乡插队时的一个故事为叙述主体，故事主角“猪”是中国散文中非常罕见的表现对象，这个对象的选择其实也说明了作品本身具有一种特立独行的因素。在作者看来人和猪一样，也是只求自由的本性，“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无疑，猪所处的这种自然状态，正如人所追求的自由生活一样，是一种自然的要求和生活方式。但是这种自然的规则在人面前被打破了，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做了一些安排，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长肉。它们所有的生活细节都进入了模式化和程序化之中。对于这种生活，除了接受，猪似乎没有别的出路。但是追求自由同样也是猪的本性，它总要通过各种方式长出了。在一般的印象中，猪应该是属于温顺的动物，然而即使这种没有抵抗性的动物，在外面的环境无比恶劣的时候，依然会有一种特立独行的异类，以自己的方式来证明，追求自由的精神永远不会泯灭。在作者笔下，这只猪因为摆脱了猪的普遍命运，具有自然，野性的特征，成为反抗压制、追求自由的象征。杂文巧妙地通过两组对比来表现主题，第一组是猪和人的对比，大多数人和大多数猪一样，生活在处于被安排的境地中，对于这种安排他们处置泰然，这不仅是文革，也是任何时期都普遍存在的生活“常态”；但是在任何时候，也都存在对于这种“常态”生活的坚韧反抗，这只特立独行的猪就是以它的行为嘲笑并摆脱了人类的设置，对比之下，杂文中的我在猪被围剿时，却只能因为“不敢对抗领导”而处于“内心的矛盾”之中，显示了人的反抗意志多么无力。第二组对比在“生活种种设置”和“自由的生活和存在”之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指出了“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这个残酷的事实，在大多数的时候，它的能量远远超出了人对于自由追求，它无所不在，把人控制在一种生活和精神被奴役的状态，在这个张力场中，人要么参与设置别人的生活，要么对于生活被设置安之若素数答，剩下的唯一一种选择——反抗这种设置，回到个体的自由——是充满艰险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前面两种选择实在太过平常，因为我们已经一敢于设置别人生活或者被别人设置，我们甚至已经忘记了去思考我们的这种存在是否合理，这也许是人的最大悲哀。人处于不能自我把握的生活中而不自知，《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启发中，正是我们的这种迷失。文章内容：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来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薯丛慧就它们中的郑闭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有极少数的猪和牛，它们的生活另有安排。以猪为例，种猪和母猪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可干。就我所见，它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种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肉猪是阉过的）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它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我喂猪时，它已经有四五岁了，从名分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它也是我的宠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该劁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噢噢地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够了以后，才把糠对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他猪看了嫉妒，一起嚷起来。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我们这里也有母猪，都关在圈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脏又臭，它对它们不感兴趣；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迹，但我喂猪的时间短，知道得有限，索性就不写了。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它，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做“猪兄”。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它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它。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逮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