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三星堆出土文物
三星堆遗址的开发，揭开了古蜀国的神秘面纱。根据出土文物可知古蜀国有虔诚的太阳神崇拜和神秘的巫文化。根据传世文献，也可以大致勾勒出蜀国的发展历程，蜀国古史上的君主们来自不同的族裔，直到开明王朝创建后，古蜀国才成为世袭制王国，而开明王朝最终因无法应对北部强敌秦国而亡国。
一、三星堆遗址与古蜀文化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市场上流传着一种被称作“广汉玉器”的新出土古董，古玩界都想追寻其来源，考古队便展开行动，但因为当地土匪横行，考古工作开展10天左右便草草收场，但考古队还是收获了玉器600余件。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广汉开展工作，震惊世界的三星堆遗址由是重见天日。
根据年代判定，这些遗址应当是古蜀国的遗址。这一下便把我们的思绪牵引到了诗仙李白《蜀道难》中的那句诗上：“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这个蚕丛和鱼凫，据史籍记载都是蜀国历史上统治达百年的君主。但神秘的古蜀国，史籍记载只有只言片语，一些学渣樱磨者甚至怀疑这些记载的可靠性。幸运的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器物正可与古蜀国遥相呼应。
古蜀国的第一任君主据说叫蚕丛。《华阳国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而三星堆遗址2号坑中出土了纵目人面具。专家根据该形状推测，纵目的身体特征应当是眼睛向外凸出，即今天医学所指的甲亢症。但古人无法认知这种疾病，就将其视作一种“圣人异象”。
纵目人面具
蜀国的第三任君主是鱼凫，凫指的是一种水鸟。而三星堆1号坑出土了一根长143厘米的金杖，金杖一端刻有戴冠人像，以及扛着箭的鸟，箭的末端刺有一条鱼。捕鱼的水鸟应当就是鱼凫的化身。
三星堆金杖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当是一些形态奇异的青铜器，尤其是人面像和通天神树。这些人面像的特征一般都是大粗眉、扩口抿嘴以及大长耳。学者认为这些应该不是真人的面容，而是用来祭祀的面具，与蜀国的信仰息息相关。这说明蜀国的巫文化气息很重。
三星堆青铜人像
通天神树高396厘米，树干上盘踞着一条巨龙，树枝上则有9只金乌。据《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明确说明这些乌鸦是太阳的象征，我们熟悉的后羿射日故事中的金乌便是太阳的象征。通天神树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扶桑树，这指示我们古蜀国十分看重太阳神信仰。
通天神树
二、古蜀的传说时代
三星堆向我们展示了古蜀文化的神秘莫测，但要论及古蜀历史，我们还得依靠典籍进行勾勒。蜀国的第一任君主为蚕丛是确认无疑的，而蜀的得名也与蚕相关。《说文解字》说：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
因此有学者推测“蜀”和“蚕”联系密切，这可能跟蜀地很早就从事养蚕活动有关。但也有学者认为，以上说法只是中原士人的理解。他们根据三星堆出土的蟾蜍形象，认为蚕丛实际为蟾从，只是由于中原对蜀地比较陌生，便将蟾从误读为蚕丛。因为在三星堆遗址中，蟾蜍形象在各种动物形象中是最多的。
蚕丛雕像
学者认为蚕丛时期是古蜀的初创时期，应当是蜀地刚从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大致范围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到夏文化早期之间。他们是四川地区最早的土著，蚕丛时，蜀国颂悄活动的范围可能只有岷江上游的山区，今天当地仍有蚕崖关、蚕崖石。
蜀国的第二任君主是柏灌，第三任为鱼凫。《蜀王本纪》记载：“蜀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名，后者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
此时大致当处于部落联盟时代。只是到鱼凫时，蜀部落已经迁徙到了成都平原。有一种观点认为三星堆遗址就是鱼凫时代确立的蜀都城。
大约到了蜀王杜宇之时，蜀国由部落联盟转变为早期国家，其在位时期大致对应西周时期。杜宇时，蜀国已经扩大到占据了四川盆地。杜宇又称“望帝”，《蜀王本纪》等记载，杜宇“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
虽然都是蜀王，但学者认为杜宇是征服者，不是蜀国土著，而是不知来源的其他民族。
影视剧中的杜宇《华阳国志》记载杜宇“教民务农”，说明蜀国此时已经进入农业社会。李商隐有诗曰“望帝春心托杜鹃”，据传说，杜宇晚年将王位让给治水有功的开明帝而归隐，但他一心系百姓，所以魂魄化为杜鹃，每到二月出来鸣叫，直至啼血。
杜宇传说如斗的背后，也显示着望帝禅让于开明帝很有可能是被逼无奈。第一任开明帝又称“从帝”“鳖灵”，他是率部自楚地进入蜀地投奔望帝的。《蜀王本纪》记载：“鳖灵治水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
鳖灵因治水有功而即位。就是这位开明帝开创了绵延数代的开明王朝。
鳖灵拓峡
三、开明王朝与古蜀灭亡
开明王朝时将国都迁到了今成都，使当地至今都是蜀地中心。开明王朝治下的蜀国达到极盛。开明王朝第二任君主卢帝时，正处于春秋早期。卢帝向北攻打秦国，占据今陕西凤翔一带。到了开明王朝保子帝时，“雄张僚僰”，其势力向南到达南中地区，即川西、云南东北、贵州西北一带。但与秦的接壤，使蜀国开启了历史的新时期，那就是与秦国交锋期。春秋时期，秦、蜀两国基本处于时战时和的局面，但蜀国逐渐处于劣势，因为《史记》中记载了蜀国曾在春秋晚期派人贿赂秦国。
春秋时期版图
到了战国初期，秦国逐渐强大，蜀国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但其君主却毫无察觉。秦惠王时，蜀国内部的矛盾直接给了秦伐蜀的机会。当时蜀王封其弟葭萌为苴侯，封地在汉中。但是苴侯却与蜀国东部的敌国巴国交好，于是蜀王大怒，出兵伐苴。苴侯逃到巴国，同时向秦求救。秦国正好找到借口伐蜀。当时群臣认为秦国应当先伐韩国，但是司马错指出，如果占据蜀地，将来顺游而下，灭楚国就十分容易了，于是秦惠王命司马错伐蜀，灭蜀之后顺道灭巴国。
秦惠王
司马错灭蜀之后，在当地设置郡县，同时贬蜀王后代为蜀侯，实行双重管辖，以缓解蜀地民族的反秦情绪。秦惠文王时期，蜀国国相陈壮杀了蜀侯，后又因恐惧主动投降。秦国便派其宗室公子恽为蜀侯。但在秦昭襄王时，公子恽遭到陷害，于是秦转封公子绾为蜀侯。昭襄王三十年（前277年），秦国怀疑蜀侯谋反，遂废蜀侯，保留了单一的郡县制，以张若为蜀守。张若之后，李冰为蜀守，并营造都江堰，使成都平原粮食产量大大提高，蜀地成为了真正的天府之国。
古代中原人士对古蜀地的认识，莫过于李白那首脍炙人口的《蜀道难》，朦胧的古代历史，险阻难越的高山，为远古的蜀地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我们今天通过出土的文物和传世文献的勾勒，大致可以窥见古蜀国的面貌。最早的蜀人创造了灿烂的三星堆文明，但同后世一样，四川地区不断有外来人口迁入，因此古蜀国的王族先后有本地土著和南部民族、楚人、秦人。也许正是这种兼容并包和海纳百川的历史性格，才缔造了丰富多彩的蜀地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