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唐代白居易《琵琶行》结句“江州司马青衫湿”的释解历来不一。唐朝官员服色依官品定，《旧唐书·高宗纪》上元元年八月戊戌条略云：“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深绯，五品浅绯，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八品深青、九品浅青。”杜建民先生因此认定，“见‘青衫’，便知白居易坐贬的江州司马，不过是卑微的八九品小官”（《古代服色等级制度》）。侯玉芳撰《青衫与江州司马》，考证出“江州司马应当是一个五品官”，但侯文据《新唐书·车服志》“上得兼下，下不得拟上”的规定，以为“‘五品浅绯’并不是说五品官在任何场合都必须穿绯红色的衣服”。“‘五品浅绯’首先是指五品官的官服颜色，其次是指其日常所穿衣服的颜色的上限”，而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描述的是“江州司马的私人送别宴会”，断称“在这种场合穿着官服是不合适的。在这里青衫当是日常穿的便服”。言下之意，白居易任江州司马时已有资格服绯，只是当日凑巧穿青衫而已；此则矫枉过正矣。 在唐代，“彰施服色，分别贵贱”（《唐会要》卷31），服色成为社会身份的鲜明符号，衣绯、紫者显赫，著青衫人寒酸，上下若隔重天。因此，“唐人重服章”（《容斋随笔》卷1）。白居易就认为服色是区分官员品秩的重要标丛宴志，“吾观九品至一旅做品，其间气味都相似。紫绶朱绂青布衫，颜色不同而已矣”（《白居易集》卷12《王夫子》，下引本书，书名及卷数从略）。既如此，“下不得拟上”，或许士大夫还迫于条令的威严而遵循；“上得兼下”，主渗镇银动穿低于自己官品服色的衣服，恐非其所情愿，只是流于空文吧。白居易自己对象征高品贵位的绯服是十分向往的，曾感叹“马上青袍唯两人”、“白头俱未著绯衫”（《朝四和元少尹绝句》、《重和元少尹》）。那么，我们便很难想象他有资格服绯时，却穿标志八九品卑官的青衫了。更何况，“浔阳江头夜送客”，事情发生在众船云集的渡口；“主人下马客在船”，白居易乃一路骑马招摇而来。众目睽睽之下，假如已有资格服绯，他岂能不顾及身份而著青衫呢？而且，即使如侯文所言“不能想象一个人升一次官就必须把过去的所有衣服废弃”，但唐代印染业发达，唐玄宗时用夹缬法印染的织物，“遍于天下，乃为至贱所服”（《唐语林》卷4《贤媛》），白居易为何不能将旧衣染色，以少许代价使自己衣冠楚楚呢？江州司马“岁禀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江州司马厅记》），这是他完全可以负担的。实际上，白居易当时根本无资格服绯，只能穿青衫。其实，白居易任江州司马，官职本该是六品下，但因是散官，地位等同于九品下，是官阶的最低一级。所以只能穿着青衫，而使他耿耿于怀而诉诸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