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俄苏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很大，尤其是解放到文革前的“十七年”，受苏联戏剧“无冲突论”的影响太深，苏联文学界有什么倾向和大的作品都能反映到中国文学界来。他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张和我们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主张差不多，除了他们50年代兴起的“人道主义”思潮我们没有接受。告烂在60年代中苏两国交恶之后，苏联文学依然是引起中国作家最多关注的文学，由于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前苏联的社会制度的相似性，所以中国作家接近俄苏作家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就我从中国戏剧了解的情况而言，前苏联50、60、70年代最重要的剧作家对我们的中、青年剧作家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万比洛夫，是中国新时期最早出版的一个外国戏剧集，中国的剧作家几乎都读过他的作品。前“十七年”中，戏剧文学不是特别景气，老舍的《龙须沟》和《茶馆》是那个时期戏剧最重要的成果。“文革”10年是个空白。新珐盯粹故诔嘎达霜惮睛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和90年代，新时期拓宽了戏剧家的戏剧观念，反对“无冲突论”，反对庸俗社会学，提高戏剧作品的哲理品格。
较之于中国其他地域来说，东北黑土大地最早、也最乐于接受俄罗斯文学的浸入和熏染。清末民初，远离祖国文化中心的东北大野，在气候上经历着漫长的冬日，在文化上是凄凉的野生状态。此时的东北文学，徘徊在旧格律诗、章回体小说和民间故事里，勉强可以称之为散文的，是谐录与札记，内容以边塞和民俗为主……1896年，中东铁路筹建，大批俄国公民涌向中国东北，其后又经历了十月革命和俄国20年代内战结束时的两次移民高峰，到1931年日本侵华后这些侨民外移，将近40年的时间，这些俄籍的罗斯人、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白俄……以哈尔滨为中心，散居中国东北。他们把财富带到这里来经营，把俄罗斯的生活习俗带到这里来承继，把涅瓦大街搬到了哈尔滨的中国大街，也把俄罗斯文学带到这里来发展，这就促成了东北异域文化的高度繁荣。20世纪初期，《哈尔滨快报》开启了俄侨文学的先河，许多记者编辑纷纷在报纸的副刊上发表作品，一战后，在东北侨民中则诞生了许多职业的作家，以诗人卡梅施纽克为代粗友山表，抒发的是他们远离祖国的孤寂情怀，是对寄居土地的无限爱恋。苏俄内战趋于结束，国内的许多成名作家涌到了这里，可以说，19世纪以批判社会题材丰广著称的俄罗斯小说，20世纪在这里独聚成“俄国乡土文学”，俄国内的白银诗歌，以象征主义、未来主义、阿克美主义的多重变奏，也唱响在中国的东北大野，这一方面使中国东北文学的题材、思想与艺术内容丰富、繁荣起来，另一方面，东北黑土文学也染上了浓浓的罗斯色彩……30年代中期，萧军、萧红等一大批东北青年作家在上海文坛崛起，在他们的小说中，题材以沦陷中的东北现实为特色，抒发的是国破家亡的悲戚情怀，是漂泊游子的怅惘情感……其作品深深打上了俄侨乡土文学的烙印。今天，在东北地方文学通史中，作为东北文学的重要组成，“俄侨文学”占据了重要的一页。
在促成东北文学繁荣的同时，俄侨文学也把中国文学和文化传播给了世界。许多侨民作家，同时也是翻译家，如内战结束前后移居过来的诗人阿拉金，就曾向俄国读者介绍过唐至“五四”时期33位中国诗人的诗作，彼列列申则享有汉学家和诗人完美结合的美誉，由生物学家转而成为文学家的巴伊科夫则是东北丛林的异域歌手，他在小说《大王》中，叙述了一只东北雄性老虎和一个中国走山老人的一生，热情歌颂了千里雪原、万顷林涛的北国壮丽风光，描写了栖息在这里的獐狍麂鹿、虎豹熊罴的野性风姿……
俄国的无产阶级文学之于中国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中国革命文学的建设这一精神文化活动层面，还表现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实践上。李大钊、......俄苏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很大，起到引导、先驱作用。再中苏合作时期,苏的文学伴随着科技、物资一同传入中国。
在我们的北方近邻俄罗斯那一片广袤无垠、优美如画的土地上诞生和发展的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神奇现象。早在公元12世纪，古代罗斯的长篇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就在欧洲中世纪文坛熠熠生辉，但在此之后，俄罗斯文学却似乎沉寂了500余年。18世纪初彼得大帝厉行改革，大大推动了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坛上开始出现一批有建树的诗人和作家，不过在整个这一世纪中，俄罗斯仍未能产生出足以和同时期西欧文学的突出成岩中就相媲美的作品。直到19世纪初，情况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俄罗斯文学仿佛从沉睡中一跃而起，以诗人普希金为先导，形成了一个名家辈出、群星灿烂的局面，迅速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之一，且一发而不可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化不是在西欧各国文学走向衰落的背景下，而恰恰是在整个欧洲文学的黄金时代出现的。
俄罗斯文学的独特魅力来自它那特有的厚重感，以及渗透其中的忧患意识。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过：“俄罗斯文学不是产生于令人愉悦的创造力的丰盈，而是产生于个人和人民的痛苦而多灾多难的命运，产生于对拯救全人类的探索。”家国不幸诗人幸，民族的苦难与摆脱这种苦难的追求，积淀为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由其所孕育的俄罗斯文学便具有了深厚的人道主义内涵、“为人生”的主导意向、强烈的使命意识和沉郁与苍凉的底色。俄罗斯作家的怀疑精神、叛逆性格和批判眼光，使他们往往难以避免被捕、监禁、流放和苦役的命运。正如赫尔岑所说：“我们的全部文学史，就是一部殉道者的史册，放逐者的列传。”
回望20世纪中外文学交往史，人们不难发现，俄罗斯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这种关系的形成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中俄两国在地理上是近邻，国情彼此相近，两大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进入20世纪，都有一批志士仁人在为民族的命运而思虑，都欲唤起民众意识的觉醒，推动本民族走向现代。我国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的开拓者们就敏锐地注意到了俄罗斯文学的特点。李大钊曾经指出：“俄罗斯文学之特质有二，一为社会的色彩之浓厚，一为人道主义之发达。”现代文学史家郑振铎也曾写道：“俄国文学所以有这种急骤的成功，决不是偶然的事。她的真挚的与人道的精神，使她垦发了许多未经前人蹈过的文学园地，这便是她博人同情的最大原因。”正因为如此，中国新文学在吸取外来文学的养分、建构自身之初，便认定“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鲁迅语)，特别注重摄取俄罗斯文学。于是，中国新文学中便清晰地显示出俄罗斯文学的渗透与滋养，呈现出与俄罗斯文学相似或相近的精神、基调和特色。有许多优秀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和这个民族所提供的同样出色的戏剧、电影、绘画、音乐、芭蕾舞作品一样，在中国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艺术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