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为西学东渐的第一阶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是西学东渐的第二阶段。从民初到“五四”时期，是西学东传中国的第三阶段。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为西学东渐的第一阶段。在鸦片战争前的闭关锁国时代，异国是那样离奇而遥远。中国人把西方文明当成海外奇谈。然封闭不能自固，锁国难保国门。在鸦片战争时期，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人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其时，朝士多耻言西学，只有极少数目光远大的改革者开始瞩目西学。此时此刻，真正的爱国者不是满口忠君保国，以“天朝上国”作为精神安慰的封建官僚，而是从这个腐败的官僚和士大夫阶层中离析出的有识之士。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和痛砭时弊的改革倾向，以及向西方学习的尝试，是把炽烈的爱国热情倾注在冷静而现实的政治思考之中。他们是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启蒙者。他们的基本思想就是了解夷情，“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些卓识远见表明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思潮的始初就和爱国精神交融在一起。包括林则徐组织人力翻译慕瑞的《地理大全》部分章节而编成的《四洲志》（1841年）、林则徐将资料交付魏源编成的五十卷巨著《海国图志》（1842年），以及徐继畲的《瀛环志略》（1848年）、江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1841年）、杨炳的《海录》（1842年）、肖会裕的《英吉利记》（1842年）、梁廷枬的《合众国说》（1844年），从1840年到1861年，中国的文人学者写出了至少二十二部介绍夷情的著作。这些作品对西欧国家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诸情况都有所介绍。以魏源为代表，承认了西方的军事优势和武器精良。因此，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主张在广州设造船厂、兵工厂，并延聘法、美工程师。据有人统计，“1821—1861年，至少有六十六人赞成中国必须采办这种军舰和枪炮”<费正清《剑桥晚清中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不档培厅过在实践上，除了林则徐购买洋炮以加固海防外，上述师夷长技的主张只能是一种书面意向，其“制夷”的爱国目的就很难实现了。 如果说，在中外战争中已提出了“师夷长技”的主张，那么在紧接着的国内阶级战争—清王朝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特别在战争旷日持久进入决战阶段时，仍然不可避免地提出西学问题。于是中国人加大了向西方学习的步伐，兴起了“制器练兵”、“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实质上是一个军事上、行隐技术上寻求西化的运动。 当时，战争的双方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先后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问题。洪秀全在早期就从西方中明传教士的布道书中借来了“上帝”，来和人间的邪恶作斗争。并怀着“天下一家”的善意在抵制外国侵略的同时，结好“洋兄弟”。一个外国人亲身体验了天王洪秀全所缔造的这种情谊：“我们被称为‘洋弟’，真是感到高兴，要知道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称外国为‘洋鬼子’。”<《中外关系史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64页。>在后期则有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提出发展近代交通、通讯，兴办银行，保护工商业，奖励科学发明，保护专利权，鼓励私人开矿，准许雇佣劳动等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主张。不过，这些和当时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协调，因此，太平军除购置了少量洋枪洋器和聘用少许洋人外，很难在学习西方上有所作为。 从中外反动势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联合会剿太平军开始，中国的洋务运动也就揭幕。然而洋务派“富国强兵”的主张、制器练兵的行动，又使他们在类似《镜花缘》中那个两面国中的人一般，在狰狞的反面还有另一张“和洋”的脸孔。在外国传教士的媒介作用和中国首批外交使节出国带回的信息中，洋务派了解了更多的西情西学，成为当时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先导。洋务派在整个中国士林还沉浸在封建旧学的王国中，能以一定的主动性引进西学是有其进步性的。这从洋务运动时期一批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学、天文学、医学、农学著作，如《几何原本》、《代数学》、《声学》、《光学》、《电学全书》、《格致启蒙》、《化学鉴原》、《化学考质》、《金石识别》、《西医大成》等科技书籍的编译出版可以得到证明。据约略计，“自清末曾国藩创办制造局，以译西书为第一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而京师国文馆及西士之设教于中国者，后先译录。迄光绪二十二年，可读之书，约三百种”<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315页。>，仅江南制造局在开局二十多年间就译书163种，另附刊32种，其中专门介绍西情的《西国近事汇编》就出了108期，西学引进的积极作用，从达尔文进化论、哥白尼日心说等在中国启蒙，从李善兰（数学家）、华蘅芳（数学家）、徐寿（化学家）、章鸿钊（地学家）、张相文（地理教育学家）、詹天佑（工程师）等一批近代科学晨星在华夏大地上的出现。从一批拥有近代科技的冶炼、机械制造、化工、轻工、农产品加工、民用工业的官办、民办工厂之创建，从一批近代学堂、医院报馆等的创设，都可以得到印证。 洋务派和太平天国的农民英雄们从对立的立场出发，都有限地引入西学，毕竟由于太平天国领袖们受小生产者识见所限，而洋务派则视野开阔一些，故当容闳赴金陵谒见干王洪仁玕，建言组织良好军队、颁定教育制度等七事时，干王除了给他一个“义”字爵的封赠外，容闳一无所获，只得遄归。稍后，他投奔曾国藩，参加创办江南制造局。出洋购置机器，带留学生出国，又翻译哥尔顿之《地文学》、派森之《契约论》。容闳在太平国和洋务派两者比较中作出的选择，耐人寻味。它主要表明了洋务派在学习西方的倾向上要比农民高出一筹。但洋务派对西学的引进，主要从实用的目的出发，重在西方的技艺。从整体而言，他们学习西方确乎舍本求末。当然“很有几位忠实的学者——如壬叔善兰、华蘅芳等辈在里头，译出几十种科学书，此外国际法及其他政治书也有几种，自此，中国人才知道西人还有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学问，对于西学的观念渐渐起了变化，虽然这是少数中之极少数，一般士大夫对于这种‘洋货’依然极端地轻蔑排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7页。>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是西学东渐的第二阶段。它在更高的层次、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启了引进西学的大门，维新派和革命派都热衷西学，师法西方，以期中国富强。当时，清廷当局也被迫有限地开放禁区，改变政务，调整工商、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从西学的输入而言，这一阶段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已冲破了洋务派的单纯技术引进的界限。其一是对西方政治体制的关注；其二是对西方学术思想，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引进。这两者又是相互连结、相互促进的。 首先是一批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和个别的洋务派，在洋务运动时期就提出不仅在技艺上而且要在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上学习西方的主张。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力倡师法西方，鼓吹政治改革，“法苟不善，吾斥之；法荀善，虽蛮貊，吾师之。”<《校邠庐抗议》卷二第10页。>洋务派中的思想家、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认为西方富强之道在政治修明，中国应学习西方制度文物。他如王韬之《弢园文录》，薛福成的《筹洋刍议》，均有类似主张。王韬在1873年办《循环日报》，开近代报刊之始。及至甲午战败之后，深重的民族危机演化出了维新图变的浪潮。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党中多饱学之士，对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做了拓殖性的工作。康有为从1879年开始接触西学，1895年8月，他和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次年1月，在上海创强学会，办《强学报》，同年8月在上海创办了维新运动的喉舌《时务报》。1896、1897年两年中，全国创办二十多个维新政治、学术团体，主办报刊二十七家。为介绍西学西政，徐维则编成《东西学书录》，分为史志、政治等三十一类。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为武器，提出改革官制和教育等主张。为倡导西学，他还编汇《西政丛书》，又编箸《西学书目表》，将中国译出之西书三百多种分学、政、教三大类列著目录，在“序例”中，梁氏指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不过梁氏诟病数典忘祖，蔑视中学，主张中西学并重，以“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西学书目表后序》，见《梁启超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325页。>。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严复比康梁又进了一步，康梁是通过他人介绍，间接了解西学。严复通外文，直接译介西方学理。在1877—1879年间赴英留学时，亲身体察英国社会制度，研习孟德斯鸠等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把建立英国式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作为最高理想。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震动一时的政论《原强》、《辟韩》、《论世变之亟》等，并译述了被称为“中国西学第一”的赫胥黎之《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将西方最锐利的思想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投入中国学界。中国要自强，必须变法维新；要变法维新，就要学习西方，这是维新派所共具的主张。但康有为学习西方时采取了中国传统的今文经学形式，以孔子改制之说来论证维新。严复则从西方自然科学入手，摒弃儒家今文经学形式，批判宋学义理、汉学考据等旧学，否定洋务派之“中体西用”论，举起向西方学习的旗帜。他认为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西学是“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原强》。>并遣责了“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以致”者为“狂易丧心之人”<《论世变之亟》。>。严复是把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方法论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是近代介绍西学的巨匠。 历史下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邹容等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国外沐浴欧风美雨，批判康梁改良主义，播殖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己任。在辛亥革命时期，传播西方革命思想成为西学东渐中的主流。孙中山本人远在1878年到檀香山时就接受西学，“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孙中山《答翟尔斯教授书》，参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194页。>后来，他远涉重洋，数度游历欧美，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以及各种流派以社会主义思潮有广泛接触。经过长期的思辩和论证，形成了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孙文学说。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赴欧、赴日留学生大额增加，他们在海外办报、译书、写书。1900年，留日学生成立了“译书汇编社”，接着又成立“科学书译辑社”、“湖南译书社”等。仅1901至1904年间，就译出日、英、美、德、法、俄等国史志、哲学、法政、教育、外交、兵制、农政、矿务、工商、理化、卫生等各类书籍533种<《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101页。>。其中如1903年范迪吉等译的《普通百科全书》达一百册之多。同时，“随着留学生出版物的增加，产生了由中国人印刷中国书的要求。中国人办的印刷所终于在东京诞生了”<（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77页。>。在晚清之世，随着救亡图存爱国运动之开展，文化方面也出现了新的转机，“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界革命”、“史界革命”，以及国民教育活动接踵而起。在国内外举办了不少报刊，革命者出版的宣传小册子总计四十种以上。1897年商务印书馆的创办，在编印新式教科书，出版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创办各种杂志方面，都是开风气之先的。这一时期，革命派在国内外创办了《国民报》、《苏报》、《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许多报刊，宣传西方民族主义、民权思想和西方革命史实，据台湾学者张玉法查考，现存《浙江潮》十期，共载重要论著288篇，其中鼓吹西方民族、民权思想的占75篇，介绍社会主义的11篇。《江苏》十二期中，共载文385篇，其中宣传西方民权、民族思想的达125篇<台湾近代史研究所专刊《清季革命团体》第17-20页。>。 从民初到“五四”时期，是西学东传中国的第三阶段。当时，一方面是民国建立，民主气氛高涨，学术趋向自由；另一方面是袁世凯等进行封建复辟活动，以孔教为旗帜的封建文化猖獗一时，向资本主义新学发动反攻。国民党、社会党以及其他许多小党派被解散；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全国约五百种报纸，大部被封禁。祭孔尊孔、整理国故、国粹至上的复古浪潮迷漫社会和学术领域。袁世凯署名颁行的《颁定教育要旨》中提出“法孔孟”，《特定教育纲要》中规定“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261页。> 面临封建旧学的反扑，新学乃奋然迎战，陈独秀说：“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反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陈独秀《宪法与礼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从而爆发了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展开了新旧学的大激战。到“五四”前后，如大地解冻，万卉抽萌，全国各地学会林立，社团峰起，西方的哲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广泛流入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1913年成立了中华工程师学会，以詹天佑为会长，出版了《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1914年由几个留美学生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会址在美国，后迁回国内），次年创办《科学》杂志。科学社包括农林、生物、化学、化工、土木、机械、电工、矿冶、医药、物理、数学等各方面人士，不少人是中国近代科学中各学科的创建者。在社会科学方面，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吴虞、鲁迅等一批思想界、学术界的明星，为传播西学，建立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和现代文学艺术，做了开拓性工作。譬如陈独秀、胡适等在提倡白话文方面的贡献，又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虽然问题很多，但它抛弃了从中国经学体系言哲学的旧路子，开了以近代方法探索中国哲学史之先河。 这一时期，国内外学术交流相当活跃，中国留学欧、美、日的学生大幅度增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赴法勤工俭学者数以千百计。他们从海外输回了各种学术知识和学术信息。一些有世界影响的学者，如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英国的罗素还分别在“五四”后不久赴中国各省市讲学，其讲义又刊行成册，流布各地。 这一阶段，西学输入的最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清末就有人谈论马克思，讨论社会主义，但毕竟未真正理解，而且影响亦有限。经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中国才真正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也才有人从科学的意义上把握社会主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陈望道、李达等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立了历史性的功勋。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就是在他们的拓殖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在近代以来，一直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所奉为圭臬的民主主义和进化论的政治、历史观念，到此，开始让位给社会主义和阶级论了。在“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以风糜之势在中国的传播，无疑是西学东渐的最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