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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是我妈”该怎么证明

“我妈是我妈”该怎么证明

每次办证都彰显了权力的存在,想让部门简政放权无异于割肉。  “该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这是市民陈先生准备出境旅游时遇到的尴尬事。很多人都遇到过类似的证掘简做明:要证明你爸是你爸,要证明你没犯过罪,要证明你没结过婚,要证明你没有要过孩子,……这样那样的证明,听起来莫名其妙,办起来更让人东奔西跑。  据统计,从娘胎里的准生证,到死后的骨灰存放证,人生不足百年,仅常用证件就判衡一百多个。把办证所需时间和费用累加,无疑天文数字。更让人窝火的是,证明过多过滥过奇主要是针对普通民众,对某些有权有势者而言,别说“证明我妈是我妈”了,假身份证、假护照都不成问题。一边“吃拿卡要”成风,一边摆出“按规定办事”的姿态,这并不罕见。  表面上,这因为原本应由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核实,但同级职能部门之间却互相推诿,谁也不愿担责。各职能部门就像一个个行政“堡垒”、信息“孤岛”,相互隔绝,壁垒森严,让百姓跑断腿咐碧。  根治证明过多过滥过奇问题,当务之急要打破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从某种程度上说,打破行政壁垒就首先要破除部门“利益壁垒”,难度可想而知。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行政化,向来是行政管理体制的顽疾,也是简政放权的重点和难点。这些大大小小的证明,都是权力的象征,每一次办证都彰显了权力的存在,想让部门简政放权无异于割肉。  打破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根治“奇葩证明”过多过滥问题。各级政府部门应列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让民众看明白有多少证必须办、由谁负责办、具体怎么办、办不好谁担责等,根治办证多、办证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