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每次办证都彰显了权力的存在，想让部门简政放权无异于割肉。 “该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这是市民陈先生准备出境旅游时遇到的尴尬事。很多人都遇到过类似的证掘简做明：要证明你爸是你爸，要证明你没犯过罪，要证明你没结过婚，要证明你没有要过孩子，……这样那样的证明，听起来莫名其妙，办起来更让人东奔西跑。 据统计，从娘胎里的准生证，到死后的骨灰存放证，人生不足百年，仅常用证件就判衡一百多个。把办证所需时间和费用累加，无疑天文数字。更让人窝火的是，证明过多过滥过奇主要是针对普通民众，对某些有权有势者而言，别说“证明我妈是我妈”了，假身份证、假护照都不成问题。一边“吃拿卡要”成风，一边摆出“按规定办事”的姿态，这并不罕见。 表面上，这因为原本应由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核实，但同级职能部门之间却互相推诿，谁也不愿担责。各职能部门就像一个个行政“堡垒”、信息“孤岛”，相互隔绝，壁垒森严，让百姓跑断腿咐碧。 根治证明过多过滥过奇问题，当务之急要打破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从某种程度上说，打破行政壁垒就首先要破除部门“利益壁垒”，难度可想而知。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行政化，向来是行政管理体制的顽疾，也是简政放权的重点和难点。这些大大小小的证明，都是权力的象征，每一次办证都彰显了权力的存在，想让部门简政放权无异于割肉。 打破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根治“奇葩证明”过多过滥问题。各级政府部门应列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让民众看明白有多少证必须办、由谁负责办、具体怎么办、办不好谁担责等，根治办证多、办证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