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解冻文学以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为标题，在苏联的50年代，出现一批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家作品。在真之前，斯大林时代的文坛大都是歌颂文学，宣扬“无冲突论”，造成了公式化、概念化、粉饰生活、回避矛盾的状况，并且粗暴批判一些触及现实的作家作品。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第二次作代会召开，彻底纠正“左”的偏向，作家们开始大但地表现生活矛盾和冲突以及黑暗面。《解冻》一书结尾有“你看，到解冻的时节了”的句子，因此西方评论界认为解冻影射斯大林个人崇拜时代已经结束，将这股新的文学潮流称作“解冻文学”。解冻文学以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为标题，在苏联的50年代，出现一批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家作品。在真之前，斯大林时代的文坛大都是歌颂文学，宣扬“无冲突论”，造成了公式化、概念化、粉饰生活、回避矛盾的状况，并且粗暴批判一些触及现实的作家作品。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第二次作代会召开，彻底纠正“左”的偏向，作家们开始大但地表现生活矛盾和冲突以及黑暗面。《解冻》一书结尾有“你看，到解冻的时节了”的句子，因此西方评论界认为解冻影射斯大林个人崇拜时代已经结束，将这股新的文学潮流称败戚作“解冻文学”。解冻文学“解冻文学”倾向于对过去的僵化的文学模式的反叛，更多的是以一种理性的、清醒的旁雀态度来对待历史，对待现实生活。“解冻文学”以爱伦堡的《解冻》为发端，开创了一个文学潮流。首先，要求重视人，呼唤人性的复归，要求重新确认“人”的地位，要求文学站在“人性本位”的高度，直面和批判历史和察启陵现实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解冻文学之前的苏联文学作品往往写事重于写人，“生产小说”、“商业小说”、“农业题材”、“工业题材”等都是指写事，而不是写人，解冻文学力图走出这种文学误区。其次，要求重新发掘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打碎即往的虚伪的、矫饰的既“瞒”又“骗”的政治口号式的创作毒流。1953年底至1954年上半年，苏联的《新世界》导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它们触及到了当时十分敏锐的社会问题。其中，波麦兰采夫的《论文学的真诚》最有代表性。该文揭露了文学中“粉饰现实”的种种积习和手法，呼吁作家拿出“真诚”和“良心”，写“生活的真实”。这一问题的提出，立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响。苏联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一连串反官僚主义题材的小说，如亚·雅申的《杠杆》、丹·格拉宁的《个人意见》等。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一些在30年代遭镇压而死的作家的作品。苏共20大后，思想解放界的“解冻”思潮一泻千里，波匈事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边串事件接二连三发生，加上国内出现“莫斯科大学事件”，使苏共领导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从1957年开始，便开始收紧“解冻”的闸门，特别是对文艺界的“不健康倾向”的批判，随后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解冻”思潮便基本停止发展。在1959—1960年期间，“解冻”的闸门虽没有关死，正常的平反虽还照常进行，但思想解放的步伐却大大放慢了下来。以《解冻》发表为标志，被西方称为“解冻文学”时期的作品从此源源不断地出现，如：柯涅楚克的剧本《翅膀》、佐林的剧本《客人》、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特瓦尔托夫斯基的长诗《华西里·焦尔金游地府》，尼古拉耶娃的《前进中的战斗》，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叶甫图申科的诗歌《斯大林的继承者们》等等。不过，苏联文学界一直不承认“解冻文学”这个说法。西方评论界的说法也不尽相同。就我们的理解，“解冻”思潮主要指斯大林逝世后十年中，特别是五十年代中期那些揭露苏联社会阴暗面，反斯大林化，要求创作自由，向西方靠拢的趋向。这里所说的反斯大林化，不单是指反对斯大林的错误，而是把斯大林的名字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相提并论。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爱伦堡又发表了《解冻》第二部，一九五九年出版了一本《诗歌集》。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间，爱伦堡几乎连年不断地写作和发表了一系列文艺论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必要的解释》、《司汤达的教训》、《序》、《拉维亚序》等。他在这些论文中对文艺和社会某些现象提出了不同看法，这在苏联文学界又一次引起了争论并受到批评。爱伦堡或者进行反批评，或者置之不理，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一九五九年，《文学与生活》报以《艺术的规律》为题，发表了爱伦堡与该报记者的谈话。这篇文章的思想与他过去的《谈作家的工作》一文中的论点大体一致，因而又引起了一场争论。爱伦堡还是不服，再次写文章反驳并再次为《解冻》辩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