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我在俄亥俄州的成长”
关于我在俄亥俄州的成长过程，其实是比较特殊的。虽然作为那里唯一的非白人居民，我们的生活并没受到什么影响,但我的父母还是喜欢过一种远离尘嚣的生活。因此，我们几乎是在一种四口之家的单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都是大学教师，我母亲是一位英文教授，所以我从小就接触到相当学术化的环境。我父母亲都来自中国，40年代中后期移民至美国。我父亲读的是制陶专业，后来成了俄州大学艺术系的主任，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去他学校玩。我觉得我从父母那里学到很多，他们批判的眼光对我们的成长产生了许多影响。后来到年龄上学了，我非常喜欢学校的生活，也很爱学习。真是那种每天回家就做作业，然后看电视的小孩。
林璎觉得自己虽然生长在一个几乎遗忘了中国传统的环境里，但她却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到自己作品中混合着的东西方文化中含蓄内敛的遗迹。她视自己的作品为两种文化共同的声音，它们深深地依存于她的华裔本质。
“亚洲文化带给我的影响”
林璎：父母从不直接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总是让我们自己选择。为了使自己没有强加的嫌疑而是通过呈现事实使我得出自己的结论，他们说的东西我虽然有时候不理解，但却传达着一种静默的教导的微妙空间，并且确认亚洲文化带给我的影响。这种影响力造就了一些具有实验主义色彩和教育意义的作品；它们是通往一种自我意识的途径，这种途径被母亲描述为道教中的“道”。而“道”正是一种反闻闻自性(佛家用语，反观自性的意思)和自我觉醒的过程。这些就是我在成长过程中得到的反思。
这种东方的审美意识同样也通过我的许多设计在形式被表达出来。然而，对我影响最大的，我想，莫过于家庭所带给我的一个安定和清怡的环境。似乎总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力码旁量推动着你去做一些事……从来都没有这种概念，觉得人应该为了金钱才去努力奋斗。我们虽然从小就被鼓励要取得好的成绩，但并非出于任何利益的目的。相反，这种想法会被认为是很错误的。你之所以做某件事是因为它对你来说很重要，即使它无法使你变得富有。因此我们从小就受到这样一种注重创造力的思想的感染。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作为子女，你会在不经意间继承着父母的言传身教，假如你非常尊敬和爱戴你的父母，你会把他们当作一种榜样。
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一片林子的环抱中渡过的。那是我真正怀念的一种隐谧与美景。我们家的后院是一大片山林，或者说是由几片林子组成的一大片山林。那些地面在每个山脊之间起起伏伏，是孩子们的天堂，其中有一个山脊，我们叫它“巫师的后山”。
学生时代
从学生时代起，我对东方建筑的兴致就远胜于对欧洲建筑，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法国的对称式花园或那些经典的建筑语言的好奇。我曾经非常惊讶于自己与中国建筑之间的微妙联系。直到在一次与家人回中国福建的经历中看到了父亲度过童年的老房子，我发现简单的庭院，精雕细琢的木头，可随意撷取的湖畔小景环绕着整个院子。显然，在这座房子和祖父收藏的中国字画中间成长起来的父亲也深受着他们的影响。父亲的那些作品已经说明了一切。
“我父母从事的都是艺术”
从小到大，我总是被父亲制作的各种艺术品和家具摆设包围着，从我吃饭用的瓷数老质盘碗到桌椅屏风。而且正如他从小受到熏陶的情况一样，我也深受着他的影响。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的哥哥现在是一位诗人，而我则介于建筑和艺术之间。
我父母从事的都是艺术；父亲是陶艺家，母亲是诗人，两人都选择了艺术教育事业。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开始一个新项目时总喜欢从研究和学习入手的原因。无论是对美国的航空工程、飞行历史、民权运动还是慈善事业的研究，每一个作品都成了我探知一个新领域的途径。也许我不会成为专家，但每当我潜心于某个项目时，便会完全沉浸在那个地方的历史或它的文化氛围之中。
虽然我越来越意识到两种文化在自己作品中的融会，却也时常能感到一种游离于任何一边的情愫。这种孤立与幽远同样在影响着我的创作。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些作品，特别是一些比较情绪化的作品是另一个人创造的。那个人总是在远远地注视着我。
“我们生活的地方并不是家”
我一直都知道对于父母来说我们生活的地方并不是家，而他们真正的家——中国，却已经成为了过去。他们很少谈及过去，而且总是与现实生活保持着一定的疏离。
几年前迟毕橡我问妈妈，为什么她从不提及她的过去，她说，这是因为我从来没有问过她。
我不认为这是她的错，的确我也从未想起过问她。因为那些已经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了——离开中国来到美国使他们从此被隔离，不仅仅从物理距离上，也是从文化和情感上——他们曾经是那个政治动荡下的中国的一部分，而那个时代已不可逆转了。
这使童年的我形成了一种意识，那就是时间是属于现在的，是俄亥俄州，是我眼前的这个四口之家——父亲，母亲还有哥哥。我从没见过我的祖父母、叔伯或是姑姨。我也从不问别人的家庭、父母、他们的过去和历史。
我想，父亲最早一次跟我提及家族中的历史是在我21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当时在华盛顿，他当时提到他的姐姐林徽因，我的姑姑，一个建筑家。
我被她的那些故事所深深吸引。她和她的丈夫梁思成一起参与设计了天安门广场并整理了许多中国古代建筑的文献史料。当她来到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就读建筑系时，学校因为她是女生而拒绝接收，于是她只能先在教职组中待了一年。
父亲尊敬他的这位姐姐。我想正是出于这种钦慕才使他一直希望有一个女儿。
因为我的母亲，我的姑姑——当然还有一直起到很好的衔接作用的父亲，我从没觉得自己和哥哥之间有什么性别上的差异。
回首我的童年，那是一段非常与世隔绝的时光。多数时间我都喜欢呆在家里专注于学习，干自己的事情，或者索性一动不动地坐在院子里训练我的小兔子、小松鼠、花栗鼠和浣熊。小动物们在房子里玩耍的时候，我则专心于制作各种流苏花边、蜡模铸银等等。每天放学以后去父亲的陶艺工作室或他所在大学的艺术学院成了我生活中最熟悉的部分。这也使我在某种程度上与俄亥俄直至整个世界所发生着的一切形成了隔离。越南战争，民权运动对我来说似乎是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的事。
也许是出于厌倦，也许我更愿意把这当作是一种自我回归的方式。如今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我不容易和伙伴们一起相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从来没想过。
对自己的华裔血统我一直抱着天真的态度。
最后的成功
在我赢得越战纪念碑的设计竞赛之前，我从来都认为人的种族不是个问题。记得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记者问：“你不觉得这很可笑吗？越战发生在亚洲而你正好是个亚裔？”我当时觉得这完全是个种族主义的问题而且和我的设计毫不相关。在后六个月中，那些越战退伍军人竭力控制着局面，直到华盛顿邮报上出现了一篇题为“一座献给亚洲战争的亚洲纪念碑”的文章时，我才开始意识到我们要有麻烦了。无论那位记者对纪念碑的“禅”或“道”的背景说得多么言之有理，它也始终不是一件亚洲化的作品。据我看来，那位记者更感兴趣的是佛教而不是我的设计。终于，我还是忍不住想从一起工作的那些退伍军人那里知道他们真实的想法，然而他们显得有些不知所措……那个时候，我终于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人们不能接受一个“亚洲人”设计了这座纪念碑的事实。
我觉得自己第一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
有时一个陌生人，比如一个出租车司机会问我是从哪里来的。而我常常会本能地在心里想：“看，又来了。”或者说：“从俄亥俄州来。”然后那个人会说：“不不不，我是问你究竟从哪里来？”……我的确不喜欢总被看作是“外来的”——不是属于这里的，不是美国的，那又能是哪里的呢？于是很自然的，我会为了这个问题和对方争执起来，坚持自己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就这点来说，这些争执只会使我越来越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血统。现在，出于避免冲突的经验，我会说：“我从俄亥俄州来，不过我母亲来自上海，我父亲来自北京”。
这样，提问者就感到比较满足了。
可是这个无心的问题却透露了一种真实的态度。它使我真切地认识到对一些人来说，我的确不应该“来自这里”，不应该是“美国人”。
也许正是这样一种被视为他族的经历不断的影响着我世界观的形成，成为一种远远的观察，一个旁观者。
直到父亲去世以后我才开始意识到他对我事业的影响之巨大。他对美的敏感充满了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从我们使用的家具到喝水吃饭用的陶罐；从我们修建房子的地点——离群索居的树林深处，虽然身在城市，却又与之隔离，总是离不开自然的环抱——直至他使用的那些和土地一样颜色的粗陶彩釉。
然而最普通的事实往往最容易被忽视。当我凝视着逝去的父亲时，我发现一件事，是他那双手。他有一双精巧而美丽的手，而他给了我一双同样的手。这双手带给他用黏土工作的技巧，他可以用它们拉出一个个像他的手臂一样修长的陶罐。或许我永远也无法知道为什么他作为一个制陶人会带给我事业如此深刻的影响，因为我从未成功地做出过一个象样的陶罐；不管我如何努力，都无法控制好那个粘土做的球。
每天放学，弟弟和我都会去父亲的工作室。不知有多少个小时我们就这样静静地看着父亲揉捏着那些黏土，捶砸它，拉拽它，然后用钢丝切割它们；黏土在他手里好像液体和塑料一样顺从。他总是随意地拉出一个形状，然后轻轻一碰就恰到好处地结束或开始了一个造形。
没有想到我在耶鲁大学的教授会觉得用橡皮泥做一个建筑并把它漆成闪亮的黑色是一种古怪的行为。又或者越战纪念碑的最初形态正是来自饭桌上的土豆泥……谁知道呢。我的许多作品都是从橡皮泥开始的，而橡皮泥正是一种用油来保持柔软的黏土。它就像土壤一样；一股塑造土地的激情似乎永远挥之不去，它就在我的心里，是我全部作品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