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君子”与“好官”之间，“好官”与现代政治人之间，差别还是天高地远。传统中国历来盛产这种名宦，谭延闿、许崇智是“好人”，就个人的操守与德性而言，他们却很难说是“好官”，因为被嵌入一个混乱、自私、狭隘铁桶一样的官僚体制中。这些“好人”出自自保的无奈与追求，往往要舍大家顾小家，置他们本应服务的众生百姓于水深火热而为了自家的官位权柄腾挪躲闪。老实说，这样的苦涩是每一个良知未泯的人本心所不愿的，但在一个纵容邪恶的专制社会当中，那些胆怯的“好人”往往也都沦为邪恶体制的参与者乃至护卫者。职是之故，我们泱泱文化渊薮之华夏中国，难免要为这些“移忠作孝”的“孝子贪官”提供另外一套情感出口，借此平息他们的内心冲突，于是佛老释道中不少明慧的理论被歪曲理解。 长期出任地方官的谭钟麟，无论江南还是西北，无论边陲还是沿海，基本都是一个依法办事、不惮抵抗强梁的好官形象。胡汉民曾说，“（谭延闿）少时在两广总督幕中，遇到疑难公事为他人所不解的，只有（谭延闿）了弊态如指掌，而区处条理，都能恰合分际”。这正验证了出身宦门、久历官场对于踏上仕途的谭延闿影响之深远——有好处，也有坏处。而已”（谭去世之后某小报的恶噱）所能盖棺。“慈卫生”谭延闿的名号含义，除了纪念母恩之外，后世之人更应记住其最直接出典其实是《老子》：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这段话，颇可解释谭延闿的行政治事与为官风格出处吧，同时也暗示了他某种价值趋向与人生取舍。举例为证，谭延闿前两次督湘，其结局都是关键时刻辞职走人，而非率领手下弟兄为保地盘大打出手——凭他当时的实力与人缘，他不是不可以这样做。显然，谭延闿更喜欢成就“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仁义”之师。谭延闿善于自保、察言观色、善测风向、圆滑机智的精神气质，更赋予了他不屈不挠、立建功业、光耀门庭的内在压力。 有人评论许崇智是“军界前辈，但此人生活腐化，短于谋略，不堪全局性重任”，而今看来，许虽不见得“短于谋略”，但生活腐化却是难辞其咎。许崇智和蔡锷、蒋百里、阎锡山属于实力派，可多年以来历史学家忽略了许崇智的军事表现。孙中山的得力干将是许崇智，他的名气高于居正、程潜、朱培德，甚至李烈钧和唐继尧。历史不能以他走“第三条路线”去评价他。在军事方面，他的实力是当时社会军阀不可动摇的一支革命队伍，自辛亥年革命到讨伐陈炯明，他所带领的军队伤亡较少，真正无愧于军事家、名将、爱国将领和粤军总司令的身份。所以历史应该记住他，在说孙中山时，军事方面首先要提起许崇智；这样的百年俊才，历史应给他很好的军事家身份，至少和蒋百里、蔡锷名气是一样的。 许崇智因该是是聪明人，当他看到了蒋的力量已经超越自己的时候，便主动或被动地让出了自己的兵权。许之部下因为在廖案中有重大的嫌疑，许崇智为了避嫌向国民政府提出了辞职的申请，要知道，当时许崇智在广租伍源州的实力并不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之下，避嫌的原因，则是形势所趋，以权换命而已。其实，许崇智采取避嫌的做法是有先例的，早在闽南孙道仁麾下的时候，许祟智便有了功高振主的情形，孙道仁两次被许逼迫革命，心中早生铲除之意，许崇智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趁势夺取兵权，反而是到了上海，远离是非之地。许祟智领军打仗，从来都没有显示出好战好胜的粗犷性格，能够打赢的仗便挥师挺进，不能够打赢的便迅速撤离。这种性格让许崇智的性命没有在连年战火中遭到任何的威胁，是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就是许崇智的中庸。晚年的许崇智也有避世的作风。得权橘悄之后，蒋介石曾经安排他做监察院副院长，不过许崇智始终没有赴任。不善处理官僚关系的许崇智非常明白自己的处境，没有枪也就没有了实权，军人失去了武器等同于雄鹰失去了翅膀，无法继续翱翔。许崇智未到中年便过早的退出了政治舞台，身边的人却趁着乱世纷纷上位，唯独他自己却选择了在香港度过余生。 千秋功过 ，好坏后人各有评说，许崇智从来就是一个不重名利之人，所以他注定会成为政治倾轧中的牺牲品。另外他太重情义，对待蒋介石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其实在当时他手握国民党军政大权，哪怕蒋用自己的黄埔学生军限制他，只要他愿意他依然是可以轻而易举地保住自己的地位的，甚至于以他的名望和权力他完全可以推倒地位尚不牢固的汪精卫与蒋介石，然而他选择了放弃，就像他对许济所说的“形势不允许我们再有失误”。但是我依然觉得他是一个聪明人，知道自己玩不起政治这盘棋就主动放弃，行军大战是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使命结束后就功成身退。金庸“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古龙“侠” “名利脚下踩，情义两肩挑” ，许崇智是好人还是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