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对于流传百世的荆轲，人们的看法各自不一。他刺杀秦王又究竟是对还是错？ 其实，在我看来，他身上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比如他身上体现的以弱小的个体反抗强暴的勇气和甘为高尚的政治价值观和理想主义献身的牺牲精神值得千古流芳。有人认为：荆轲劝樊於期自杀过于残忍，但是荆轲刺杀秦王就必须接近秦王，因而，信物就成了关键。所以，激励樊於期自杀实属不得不采取的方案。而且，对于樊於念纯期来说，燕国若亡，不但无法为“父母宗族”报仇，连自己也无处栖身了。因为，想苟且偷生已无出路，而献出生命可就大义，很显然，这对于樊於期而言也并非绝对不良之计。禅高绝再者，荆轲的行动并无丝毫自私的成分——“将军之仇报，而燕国见陵之耻除矣”，更何况，他自己也将“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因此，荆轲之举无可厚非，而且，由此可看到荆轲的深谋远虑贺姿，精明多智。 但是，当荆轲成就了自己的英雄主义形象的同时，却加速了燕国的灭亡，与最初的战略目的背道而驰。 秦统一天下，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荆轲刺秦王的行动实际上就起了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应如何认识这一点？荆轲的行动能否看作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应从历史的角度作具体客观的分析。战国后期，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迫切渴望统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建立一个统一安定的国家。因而，秦统一天下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而对统一天下起着重要作用的秦始皇，我们也应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 但是，能否就此得出结论：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凡是曾进行过抵抗的国家和个人都应予以否定呢？当然不能。因为，秦国统治者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他们统一天下的主要形式是兼并战争，而这种战争充满了掠夺性和破坏性，因而，给被兼并国家的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如著名的秦赵长平之战中，秦将白起就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人，而亡者大多是农民。在战争中，“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之为臣妾。”（《战国策•秦策》）战败国则对战胜国还要徼纳贡赋，人民承担着更重的负担。因此，对于秦国的兼并，六国人民往往是涕泣相哀，戮力同忧，进行坚决的抵制。 也就是说，从历史发展、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应肯定秦的功绩；而从对侵略者的反抗，代表被压迫人民的利益这个角度看，又应充分肯定荆轲的行动。 此外，对于政治家来说，应切勿好高骛远，心浮意躁。强行实现过高的目的是不可能的，所期望的局面不会由于政治行动马上来临，“心想事成”只是神话。政治家要审时度势，权衡得失，考虑行动的现实可操作性。政治中的退让、等待、忍耐比勇猛的义无反顾有用的多。政治是一门把握可能性的艺术，在一个阶段不能干的事就应该不干，周易中讲“灭（尺）蠖之屈，以求伸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蹈光隐晦，以退为进，必要的退让、坚韧的耐力方可行事。 凭着血气之勇的刺秦，固然可赢得千古英名和美学价值，但既给行动的本人造成了劫难，又对事业进程毫无裨益。政治决策需要高度的智慧，它要考虑目的与手段的相互联系；考虑斗争方式是否最为妥帖，考虑成本、代价和负效。政治家不是仅有血气之勇的匹夫，他要运筹谋划，考虑事业的最终胜利。他始终将斗争目的与自己的每一行动联系起来，他要使事业减少谬误和挫折，以最小的成本来换得最大的利益，最终使目的以最令人满意的速度和状态出现。最关键的，真正的政治家是那种实现了以理想主义的英雄到务实的政治家转变的人物。所谓务实的政治家，是那种把目的实现看得高于一切的政治家。他不看重道义上的清名、一时的成功和暂时的退却；他看重的是谋略、实力、效用和最终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