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鼐,幼读诗书,院试中举后,初次会试不第,目睹诸兄登榜,益自奋勉。终于咸丰九年(1859 年)中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后授修撰,历侍读,入直上书房,钦赐扩建故居,悬“状元及第”匾。因久居京都,后又在北京廉子胡同另建府第。
同治三年(1864 年)任湖北学政。光绪四年(1878 年)命在毓庆宫行走,与翁同龢授读光绪皇帝,后累遣内阁学士,提升工部侍郎。江西学政陈宝琛上书请示以先儒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议者多以为未可,孙家鼐与潘祖荫、翁同龢、孙诒经等再请,才得到批准。
光绪十六年(1890)授都察院右都御史、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尹。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即将爆发,朝议主战, 他力谏“衅不可启”,主张忍让屈和。甲午海战失败,朝野震惊,他提出了变槐悔誉法自强的政治主张,认为要振兴中华,要注重科学,兴办实业,国家欲富强、民族要兴旺首先要开办学堂。
孙家鼐列名强学会,并参与活动。御史杨崇伊秉承李鸿章之意,向皇帝上奏“强学会妄议朝政”,于是将强学会改名为“官书局”,孙家鼐仍主其事。他屡向光绪帝推荐维新派郑观应的《盛事危言》、汤光潜的《危言》和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等书,并请印刷数千份发给各级官员。他赞成维新派关于“开民智”、“通下情”为第一议的政治主张,认为“报纸是通下情之重要途径,阅报能去皇帝壅蔽,但要严禁凌乱宸聪”。他与马吉森合股在河南安阳创办广益纱厂。令其侄孙孙多森在上海创办阜丰面粉厂、中孚银行,并投资兴办启新水泥公司、北京自来水厂、井陉矿务局、滦州官矿公司等。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光绪帝下诏推行变法,废科举,兴学堂,办报编书,命孙家鼐主办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研究欧美日本国家办学体制。孙家鼐提出前前“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计划京师大学堂设10 门主科、10 门附科,要求:“总古今,包中外,该体用,贯精粗……”。并主张兴办医学堂、武备学堂、速成学堂,大声疾呼各省要多办中、小学堂。嗣后,还令其子孙先后在故乡寿州办了很多学堂。 康、梁变法失败后,六君子受戮,慈禧太后“废帝立储”,他力谏不可,意见未被采纳,藉口养病请退以示抗议。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他奉慈禧命至西安任礼部尚书。还京后,拜体仁阁大学士,历转东阁、文渊阁、晋升武英殿充学务大臣。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宣布立宪,设立资政院,孙家鼐出任总裁,召诸臣轮班进讲,亲撰铅段尚书、四子书讲义以进。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赏太子太傅,在寿县城北街建太傅第(今中共寿县县委党校址)。
宣统元年(1909 年)孙家鼐再疏乞病,不久去世,终年83岁。谥号文正公。翌年,家人扶柩回籍,葬于寿县城南九龙乡柳树圩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