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 反映了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这是因为,有了人民,才需要建立国家;有了国家,才需要有个“君”。国家是为民众建立的,“君”的位置是为国家而设立的。这里,轻重主次的关系是很清楚的,国家政治,一切以民为本。 (1)“民为贵”,是说人民的地位与权力,是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一切政治权力与政治制度,从根本来说,都是来自人民、治于人民、为了人民。 (2)“社稷次之”,社稷在古代指土地神和谷神,山川大地,五谷物产,乃是养育人民,建立国家的物质基础,当然十分重要。后来社稷就成了国家的代名词。所以也可以说“社稷”就是国家。作为一个国家,当然要有制度,要有宪法。但制度也好、宪法也好,终究还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所以社稷的地位次于人民。 (3)“君为轻”,是说相对于民与社稷来说,君的地位并不那么重要。君的地位与权力是民赋予的,没有民就没有君,君怎么可以与民相提并论呢?社稷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很难设想一个国家可以既没有山川大地,又没有五谷物产,也消瞎没有宪法制度。一个国家死掉个把国君,仍然不失为一个国家;若是没有了社稷,国家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国君的地位也不能跟社稷相提并论。 其民本思想对中国后世的思想家有极大的影响。如明末时,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官员应当“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学校指一种机数野构)、“公其非是于学校”等观点。 语出 《孟子·尽心下》: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薯桥喊置社稷。” 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土谷之神次之,君主为轻。所以得着百姓的欢心便做天子,得着天子的欢心便做诸侯,得着诸侯的欢心便做大夫。诸侯危害国家,那就改立。牺牲既已肥壮,祭品又已洁净,也依一定时候致祭,但是还遭受旱灾水灾,那就改立土谷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