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冰心是在“五四”精神召唤下最早开始创作活动的一位女作家。冰心说是“‘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的道路”。“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汹涌浪潮和要民主、要进步的时代精神，给冰心巨大的冲击，激发了她的热情，陶冶了她的性灵，使她有了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这一同时代与之俱来的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是她早期作品思想的重要因素。尤其在她的“问题小说”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是指描写当时人们所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的小说。冰心的“问题小说”，严格说来是指冰心1927年之前写的小说。这些小说都是冰心参加“五四”运动之后，有所感，有所思，随手写下来的。它反映了青年在新旧思想交替时代所遇到的种种苦闷，如报国无门、家庭婚姻、妇女地位，兵士生活等问题。《斯人独憔悴》便是她的“问题小说”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 这篇小说通过青年学生颖铭、颖石兄弟与父亲化卿的矛盾，揭露了封建专制的野蛮丑恶，表现了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心声。小说写于1919年10月，所反映的也正是前此不久爆发的震撼人心的“五四”运动。主人公颖铭兄弟的遭遇很快引起了当时众多青年学生的共鸣，因而小说发表三个月以后，就上演了根据它改编的话剧，这不仅仅是一个初登文坛的女学生的殊荣，更说明了小说反映问题的社会性。 从艺术的角度上看，这篇小说的最大成就是塑造了一个丰满的艺术形象——化卿。在小说中，化卿完全是以一个封建专制家长的身份出现的，但却丝毫没有概念化的痕迹，小说对此人表现得很巧妙。首先，作者采用侧面烘托的手法来表现人物。小说开头写颖石在回家的列车上凭窗而立，“神色非常的陆芹沉寂，似乎有重大的忧虑，压在眉端”，而且“火车渐渐的走近天津”他的神色“也渐渐的沉寂”，这里人物神情的描写一方面表明颖石为国事担忧，但更主要的是以此说明随着火车的渐近家园，他内心的压力便逐渐加重，暗示了颖石之父——化卿在他心中的威势。颖石来到家门前，小说着意交代“家门口停着四五辆汽车”，门楣上的电灯明如白昼，兵丁倚枪而立，这便告诉读者化卿的身份和地位之显赫，而远远传来的房中打牌的喧闹声，又可以说明化卿之流在国难当头之时，仍在过着纸醉金迷的腐化生活。看到颖石，姐姐颖贞的问话和欲言又止的神情暗示了一场风暴即将来临。这一切交代从多方面烘托了人物形象，为人物的出场做足了准备。 接下来，小说从正面对人物进行刻画。作者先从人物的语言、动作和神态上直接表现化卿的思想性格。收到校长的来信，他知道儿子参加了爱国运动，对此他先是冷笑，进而称爱国学生是“血气之徒”，是“犯上作乱”。当颖石据理分辩，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时，作者用摔在地上的茶杯花瓶的一声炸裂，打断了颖石的剖白；接着写化卿的“脸都气黄了”。这种“气”一是摆老子的威严，气儿子竟“索性和我辩驳起来了”，“眼里没有父亲了”；更主要的是气颖石剖白的内容。在他看来，中国的国土被日本从德国手里夺过是理所应当，日本人既已答应与中国“共同管理”，已经是“仁至带租义尽了”，因而学生的一番行动便是“以怨报德”。这就将一个“道貌岸然，卖国求荣，寡廉鲜耻”的形象活现了出来。 化卿不仅仅在思想上卑劣无耻，在行动上还是帝国主义和反动的封建统治的帮凶。为使儿子束手就范，规规矩矩，他把他们软禁在家中，不得与外界接触，剥夺其行动自由。不仅如此，还禁锢他们的思想，扼杀他们的精神。他亲自动手搜查他们的书籍，并撕毁各种杂志早行毕和印刷品，“登时满院里纸花乱飞”，简直是一副丧心病狂的架势。更有甚者，最后竟然实行经济制裁，南京学堂通知开学，他不给儿子学费，还断然宣布：“不必去了，现在这风潮还没有平息，将来还要捣乱……先做几年事，定一定性子。” 小说通过这一系列情节的描述，塑造出了化卿这一有血有肉的丰满艺术形象。他仇视新思想，仇视新事物，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竭尽全力维护封建思想和封建专制，将儿子们的爱国行动看成是以怨报德，就是儿子穿一双白鞋也被认为是“无父无君”的证据。在他眼里，儿子没有独立的人格，只是他的附属品，对他应该言听计从。他时刻摆老子的威严架势，对颖石那种凶神恶煞的态度就是明证。对儿子如此，对待下人则更无好脸色，轻则喝斥，重则打骂。 小说中的化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统治阶级化表人物。在“五四”时期，这类思想顽固，生活腐化的封建卫道者，比比皆是，因而作者塑造这样的一个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冰心不愿写剑拔弩张的激烈场面，因而对化卿的粗暴，专横表现得仍比较含蓄，体现了冰心小说委婉的特色。 与化卿的耀武扬威相对，小说中的两位正面主人公则显得软弱无力。作者采用对比的方式，一方面突出了化卿的粗暴、专横，一方面也反衬出颖铭兄弟的怯弱无奈。这两位兄弟虽怀有一腔爱国热情，但在封建专制化身的父亲面前，则处处表现得被动、软弱，颖石刚一见到化卿就显得“木强不灵”，进而在父亲摔花瓶的威吓之下“手足都吓得冰冷”，退到屋角；颖铭一听说父亲生了气，也只得放下进步工作，赶紧回到家中；看到父亲残忍地撕毁能给他们一点新鲜空气的印刷品和杂志，他们无可奈何，只有搬来姐姐颖贞去救援；对父亲的软禁，他们丝毫不加反抗，而是一个读唐诗，浇花种竹，“索性连外面的事情，不闻不问起来”，一个也只能唉声叹气地写些不敢留着的白话文章，发泄心中的郁闷；最后，当化卿剥夺了他们继续求学的机会，他们也只有蒙头大睡或凄惶地低吟“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一任自己“憔悴”下去。 虽说小说没能像对化卿的塑造那样，从多侧面展示颖铭兄弟的性格，使人物缺少丰富而深刻的内含，但小说仍比较真实地再现了“五四”时期一部分青年的精神面貌。他们既有爱国热情，但又缺少彻底奋争的力量和勇气，因而他们不能像巴金笔下的觉民、觉慧那样，毅然挣脱家的禁锢，到广阔的社会中去。因而往往热情有余而行动不足，且一旦面临强大的阻力，便束手无策。正由于小说揭示了封建恶势力的强大、顽固，反映了爱国精神的被摧残、扼杀，才使它一发表就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