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受雇于外商并协助其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中间人和经理人。鸦片战争前，在广州经理对外贸易的公行中就已设置买办为外商服务。当时买办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为外商船只采买物料及食品的商船买办；一类是在外商商馆中代外商管理总务及现金的商馆买办。买办一职，受到封建政府的严格控制，中国人不得随便充当，外商亦不能任意选雇。为打破这一限制，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规定，雇觅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等项，由外商与中国人自行协议，中国地方官不得干预。买办的身分与性质从此完全听从外商主东的决定。最初，外商进入新开口岸，大半雇佣广州原有的买办或由他们荐引的故旧亲友。随着侵略势力的扩张，宁波、湖州等地先后出现大批当地买办。至19世纪60年代，通事、买办已成为士农工商之外的另一行业。买办与外国在华洋行之间立下保证书与合同后，即可得工资、佣金收入。鸦片战争后，外商放手派遣买办携带巨款深入内地进行商品购销、磋商价格、订立交易合同、收付货款、保证华商信用等活动。这些买办成为游段氏洋行业务的实际经理人或外商代理人。很多洋行的在职买办同时又是投资于钱庄、贩卖鸦片、经营丝茶的巨商。为扩大洋行业务，洋行主东还要求买办勾通封建政权，依托地方官绅势力。外国商人与封建官僚之间往往通过买办建立密切联系。由于买办职能的扩大及活动的增加，买办在洋行中的地位及其雇佣关系也发生相应变化 。首先 ，在大洋行内，出现了层层相属的各级买办所构成的买办间或华账房，洋行主东只要控制总买办便能驾驭他以下的全班人马。19世纪末～20世纪初，买办要向洋行主东承担以至保证洋行全部购销任务的完成，从而使洋行老板无需承担风险就能随心所欲地开燃升展进出口贸易业务。其次，买办的佣金及薪资制度也有相应变化。以经手洋行生意为主要职责的买办，薪俸只是表明其洋行雇员身分的标志，而佣金则成为其重要收入。有的买办每年佣金收入不下五六千两 。此外 ，买办还利用职务之便，独立经商，投机倒把，走私偷税，敲诈勒索，由此而来的收入，几乎没有限度。买办以自己雄厚的资本实力在各个通商口岸的鸦片、丝茶、洋货、钱庄以及船运等许多领域保有庞大势力。甚至有些地区的征税大权均落入买办巨商手中。清代末期，甚至形成了由买办神散势力控制的，自通商口岸至内地城镇的买办商业高利贷剥削网。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过程中，买办起着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