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出自苏轼的《晁错论》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巧尺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故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再给你加上译文【译文】 天下的灾难，最难以解决的，是表面看来太平无事，其实有无法预料的隐患。旁观事态发展，而不去解决它，就怕事情发生的时候已经无可救药了；采用强制办法武断处理，那么我不相信天下还能维持太平状态。只有那些仁人君子贤士英雄，才能不怕艰险为国家效力，来建立功勋；但这本来就不是在短时间就能勉强解决的事，这些贤人英雄们的做法只是为了出名。 国家正平安稳定，突然无故发生灾难（指七国叛乱）；我敢站出来，吾能解决了，对天下人我就有了交代。事情解决不了了却犹豫徘徊了,想逃避它，让别人承担责任，那国家灾难的仿宽稿罪魁，就集中到我身上了。 从前晁错为汉朝尽忠，谋划削弱太行以东的诸侯国家的实力，这些国家一同叛乱，借诛杀晁错的名义；但是皇帝不辨是非，反拿晁错为借口。天下人惋惜晁错因为忠心却受罪名，却不知到这是晁错自己找的啊。 自古能成就伟大功绩的人，不只是有超凡的才能，备孝也一定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从前大禹治水，凿开龙门堤口，引导河水流入大海。开始还没有成功的时候，也有洪水泛滥的巨大隐患；只是大禹能够清楚事情会如何进展，洪水发生后就不感到害怕，而慢慢的寻找处理办法，所以最后获得了成功。 七国当时已经很强大，而突然削弱它们，他们叛变，这奇怪吗？晁错这个时候不挺身而出，站在解决事态发展的前面，来平定吴国楚国的叛乱，这才是保全自己的办法，却怂恿皇帝亲自出征而自己驻守后方。那么造成七国叛变的是谁呢？晁错自己要追求名声，怎么能够逃避自己制造出来的问题呢？亲自出征是最危险的，留守后方是最安全的；自己是问题的制造者，却选择留守后方，反劝说皇帝去做最危险的事，这是忠臣义士们最反感怨恨的做法。 当时，就算没有袁盎（与晁错为政敌），晁错也不会幸免于死的。为什么呢？自己打算留守，而让皇帝亲自出征。从情理上说，皇帝已经很为难了，所以内心反对晁错的建议。所以袁盎的建议（杀掉晁错安抚叛军），得以实行。如果吴国楚国等叛乱，晁错挺身而出，奋发图强，昼夜练兵，做好防守东边的准备，使叛军不会威胁到皇帝，那么皇帝就会依赖晁错而没有忧虑，就算有一百个袁盎，还能离间他们君臣的关系吗？ 唉！世上的君子，想要建立大的功业，没有一个先做好保全自己的准备的。如果晁错亲自带兵讨伐叛军，未必不能取胜，只是他想保全性命，导致皇帝不高兴。奸臣才得以有机可乘，晁错的保全性命的做法，那是自取其祸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