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写作的基本要求应该有这样几条: 第一条是时效性。时效是对整个新闻传播来说的。从新闻评论的传播来看,时评的时效性要求应该更高、更严一些,毋宁山镇说常常是到了苛求的程度。例如嘉兴日报对其开创的“嘉兴时评”的要求是在新闻一线“第一时间发表评论”。{4}新华社的许多“新华时评”也大都是随新闻事件或新闻报道而随时播发的,有的甚至还会早于新闻报道播发,以抢占舆论引导的制高点。总之,就是要求能及时、随时、即时发表评论。 第二条是针对性。就是所论何来?是冲着什么来的?是否有的放矢的问题。新华社对“新华时评”的要求是“缘事而发”“抓住新闻事件,紧扣时代脉搏”“针对性强”。人民日报对“人民时评”的追求是“紧密关注事实”“让评论与新闻如影随形”,都是说的时评要见事见物,不能无的放矢、无病呻吟,放空枪、打乱炮。 第三条是战斗性。这是时评从一产生就与生俱来的传统,它来自于报纸设立的监督政府的功能,来自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报刊论战的特色,甚至来自于时评初创时曾经有过的别名“短批评”(1896年6月26日创刊于上海的《苏报》)和“批评”(1907年4月2日创刊于上海的《神州日报》)等。就是说时评因为本质上含有的批评甚至批判的意味和功能在里面,就总是免不了要批评、批判甚至骂人的。骂什么人?当然是一骂贪渎腐败者,二骂为富不仁者。正是时评的战斗性要求,才使得它可以体现出“尖锐泼辣”的特点。 第四条是简捷性。因为时评的特点有“简洁明快、短小精悍”,是匕首和投枪似的文体,又由于时评对时效性的苛刻要求,是纤手短兵相接的快速肉搏,所以不能也无法走“漫长”的路线,只能要求以最简洁的文字表达尽可能深刻的思想,传达成熟的意见,传播正确的观点。这样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是要见一点枕戈待旦、倚马可待的真功夫的。这里,要做到简短、简洁,才可能获得便捷的效果。而不是短而无物,短而无效。讲求的是如同郑板桥说的“删繁就简三秋树”似的简约便捷。像1907年1月18日《时报》为美国公使向清政府要求招收华工去美洲巴拿马开掘运河的事件配发的一篇时评: 巴拿马河工不可往,往者非病即死。美人招巴拿马河工尤不可往,往者非病死即受虐。 此其理由,国人知之,政府知之。然而美公使仍向政府请求不已,何也?必政府未尝拒之也。 政府固尝闻议拒矣,然而奸民辈能立合同,回国招工,何也?必政府拒之而未尝决绝也。 谓政府不知而政府岂真聋聩?谓政府不理,而政府竟无心肝?无以名之,名之毁唯嫌曰:非真爱民。 固吾不责奸民,而惟责政府。 总共一百来字,却写得环环相扣、层层逼进,自问自答、有声有色,一气呵成、直击要害。读来只觉虎虎有生气,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这样的抨击评议,即令今天看来也是让人振聋发聩、醍醐灌顶的。 在这四条基本要求之外,在具体的写作中还须做到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序,自圆其说。言之有理,我们说写作时评要“以道理为准绳”,就是要敢于并善于亮明你的观点,说出你的道理。并且要说得有道理,才能以理服人,这叫做“有理走遍天下”。言之有据,就是时评三要素“论点、论据、论证”中的“论据”,是“以事实为依据”“事实胜于雄辩”的要求和过程,是使时评写得有理有据、不容置辩、令人信服的必然要求。言之有序,是指行文的秩序,是起、承、转、合的规范与要求。就是说话要有章有法,讲究规矩,符合逻辑。是先说什么,后说什么, 再说什么,最后说什么的次序;可以不一定非常讲究,但一定不可以乱来,语无伦次,乱了章法,文则不文,是不能让人信服的。自圆其说,就是说自己先要能说服自己,要自己先把道理想周全了,想明白了,想仔细了,才可能说得清楚,说得明白,说得周全,才可能说服别人。否则“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说不通的,也是不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