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邓林1997年2月19日——爸爸*走了，那么从容、平静、安详。他是含着微笑远去了……而在我心里，总是觉得爸爸并没有走，他和我们在一起，他还生活在我们中间： 慈爱地、带着欣慰的神情注视着我们。我想念我的父亲，这种思念之情与日俱增。一爸爸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很少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解放战争胜利后，从上海到四川，再到北京，爸爸千方百计为我寻医治病。我的病情比较复杂，特别是嘴里长了瘤子，开过刀，又长出新的瘤。爸爸下了大决心，费了许多周折，使我得到当时那种条件下的最好治疗。爸爸调到中央工作，我们家搬进中南海。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五个姊妹兄弟。爸爸妈妈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前扰对我们从不娇惯。小学，我们三个大孩子上寄宿学校，每个星期自己坐公共汽车往返于远在郊区的学校和中南海的家。上中学大家都骑自行车。爸爸每学期末都要看我们的记分册，每个孩子的情况他都了解，优点、缺点、性格、特长，他心中有数。但是具体的事情，他一概不管，放手让妈妈教育我们。爸爸信任妈妈，他们两个，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非常和谐、默契。爸爸曾经说过，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候当然是“*”。而我想，“*”中令他最为痛心的是朴方。爸爸在得知朴方的境遇后，多次给中央写信，要求给朴方治病。朴方到了江西后，年近七旬的爸爸，天天为朴方擦身。朴方下半身没有了知觉，爸爸天天给他翻身，给他换衣服；爸爸、妈妈含着眼泪亲手给朴方刷洗屎尿片，洗被单、洗衣服……每当想到这一幕，我总禁不住热泪长流。爸爸在家说话不多，说出来就切中要害，而且幽默、风趣。他不爱串门，不拉关系；除了几个极个别的老战友、老邻居，他谁家都不去。他不爱管闲事，小事不关心、不在乎，不发牢骚。孩子们吵架，他说：“到外边吵去。”他不当裁判，不断是非。他认为，“早晚都会过去”。他对病痛有极大的承受力，身体不舒服，自己从来不说，不爱看医生，不愿意麻烦别人。他的病变常常都是医生、护士们细心观察才发现的。他抽了一辈子的烟，1989年，到了八十五岁，医生建议他戒烟，他立刻戒掉了，从此再没有抽过一支。他爱整齐，爱干净，穿衣简单、朴素、老一套。除了早年在法国、苏联等地他穿西装，以后，他从不穿西装。冬天出门散步，不爱戴帽子，不爱戴围巾，下身只穿两条单裤，一条布衬裤、一条涤卡裤；上身一件衬衣、一件毛衣、一件中山装，有时候再套件大衣，大雪天也是一样。谁劝他多穿件衣服，他会说：“没那个福气。”或者反问：“你冷不冷？你不冷干嘛让我多穿？”他不喜欢毛手毛脚，丢三落四。他办事果断，当天文件当天处理完毕，从不拖泥带水。他守时间、守信用，约定的时间，从来不迟到，也从来不等人。他宴请外宾，宴会一个钟头准时结束。他严于律己，待人宽厚，审时度势，举重若轻。二退休是爸爸向往已久的生活。他早就交代过秘书，退休以后不看文件了。退休以后，爸爸的生活太有规律了。每天早上八点起床，吃过早饭看报纸，然后散步，吃午饭；午休到三点，起来打桥牌，看看电视，或者看书，看录像；之后再散一会儿步，吃过晚饭，听孩子慧侍旦们聊聊天，看看电视，睡觉。天天如此。医生说，如果不是严格规律的生活，依他的经历和所受的磨难，他是很难这样长寿的。爸爸特别爱看书，他什么书都看，特别爱看史书。出差时有时候也带一两本《聊斋》、诗词一类的书，抽空就翻翻。他特别喜欢看字典和地图。他的办公室的书柜里摆着各种字典、辞典。遇到问题，爸爸喜欢翻开字典，查个究竟。不论走到哪里，他经常要看看地图，找到自己所在的位置，这也许是他打仗时候留下的习惯吧。“*”时期爸爸失去了自由，却给了他难得的读书机会。从北京到江西，几年的时间，他通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重要的历史著作，以及古今中外文学和其他各种名著。到了晚年，爸爸爱看武侠小说，他说看武侠小说不用动脑子，轻松，消遣，得到休息。办公室为他订了十几种报纸、杂志，他每一份都读得非常仔细、认真，这成为爸爸退休以后了解社会、与世界沟通的一个渠道。1959年，爸爸的腿骨折了，为了锻炼恢复腿的功能，他每天坚持散步，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爸爸散步非常认真，不偷懒，不取巧，不抄近道。我家的院子最大外缘大约有一百四十米长，爸爸生病以前，每天固定要走十八圈。随着身体的变化，以后逐年减少。到最后，必须由人搀扶着走，他还在坚持。爸爸散步不说话，目不斜视，但他的脑子不休息，谁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谈喊但我想，从北京到江西，再到北京，爸爸关于中国发展的方针大计，不能说跟他散步所走过的那许许多多长长的路没有关系。每天散步之前，爸爸都要做操。那是退休以后，他为自己编的一套体操，抬腿、弯腰、伸胳膊，都是些最简单的动作，但是他做起来却十分认真。爸爸最喜欢的运动是在大海里游泳。爸爸不喜欢在游泳池里游。游泳池太小，水是死的。大海不同，天高海阔，无边无垠。晴天在海里游泳，风平浪静，海水浮力大，身体被海浪托浮着，运动着，感觉舒服极了，真是一种享受。遇到大浪，很具挑战性。必须掌握好海的节奏和韵律，否则，水就会钻进嘴里去，就会呛水。我们都喜欢跳浪。看见波涛涌来，双脚蹬着一跳，身体就被浪涛举到半空，接着又顺水波落下，其乐无穷。爸爸非常珍惜每一次下海的机会。每年去北戴河，到达的当天，他就要下海；离去的那天，他还要下海。天再冷，浪再大，他都舍不得放弃。爸爸说：“你们不懂，雨天游泳才舒服，水里是暖和的。”每天上午十点，我们全家和爸爸一起，走向海边，扑进大海。孩子们有的在水中嬉水欢笑，有的自由自在在海里畅游。爸爸却像是完成一项既定的任务，一走入大海，就径直朝着远处的护网游去。爸爸的游泳和散步一样，从不“偷工减料”，总是沿着泳区的最大周边环游。游泳区里海的深处有个平台，是供大家中间休息的地方。爸爸从来不去。因此，我们全家都养成了习惯，下海游泳，中间都不上岸，不晒太阳。爸爸每次游到预定的时间，非要到孩子们迎着他，陪他一起往回游，他才心满意足地和大家一起走上沙滩。有一次，游到半截下起大雨，岸上摇起了小红旗，招呼大家上岸。爸爸却说：“他们摇早了，还不到时候。”爸爸舍不得离开大海。岁月无情。1992年爸爸已经八十八岁了。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医疗小组决定不让他下海了。那一年夏天，我们全家最后一次去北戴河。北戴河风和日丽，天气特别的好。爸爸坐在岸边看着我们游泳，心里可痒痒了。每天早晨起来，他就问： 今天天气怎么样？风力多大？水温多高？海浪大不大？身旁的人知道他的心思，看他怪可怜的，就去请示北京医院吴蔚然院长。经过研究，终于同意爸爸下海了。爸爸很高兴。护士婉转地对他说：“今天下海咱们表现好一点，少游一会儿。明天就还能批准咱们再游，好吗？”“好不容易下去一趟，我才不会呢！”这时候的爸爸真像个任性的孩子。那一年爸爸一共下海八次，每次大约四十五分钟。这是他一生最后在大海中的游泳。三打桥牌是爸爸终身的爱好。1952年，爸爸还在西南局工作的时候，有一次路过内江，遇到一位朋友教他学会了打桥牌，从此打桥牌成了他工作之余的主要娱乐活动。爸爸说，只有打桥牌他的大脑才能真正得到休息，不再去想别的事情。退休以后，爸爸有更多的时间打桥牌了。他说：“我能打桥牌，说明我的脑子好；我能游泳，说明我的身体好。”爸爸打牌思维敏捷，计算准确。洗牌、发牌、叫牌、打牌、记分每一步他都特别认真，处理得果断、迅速，运筹帷幄，师出有名，一派大将风度。爸爸打牌，不服输，喜欢赢。遇到有争议，他总要弄出个究竟。有一次，到点该收牌了。楠楠对爸爸说：“你刚才那张牌不该那么出。”爸爸当时没吭气。第二天，大家一坐到台上，他就把头一天那副牌往桌上一摆：“你们说，谁错，谁对？”对楠楠的批评，他还不大服气。有时候，牌局结束了，双方比分相差不多。如果爸爸这一方差了几分，他就会要求：“再来一把。”他还想争取最后的胜利。如果对手落后，他也会说：“再来一把。”给对方一次机会。其实他自己也不想收牌。爸爸不爱交际，但和他的牌友们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今，爸爸办公室的玻璃书柜里还安放着几件珍贵的桥牌纪念品。其中一个是1988年7月中国桥牌协会聘请爸爸为该协会荣誉主席的聘书。还有一个是1993年6月5日世界桥牌协会颁发的荣誉金奖证书，表彰我爸爸为在人口最多的中国以及世界推广和发展桥牌运动作出的杰出贡献。爸爸每天都要看电视。每天晚上七点钟的《新闻联播》他必看，这是他了解世界的另一个重要渠道。爸爸喜欢京剧，特别喜欢言派。后来年纪大了，耳朵又不好，就很少看。爸爸也喜欢川剧。“*”以前，川剧进京，爸爸和朱德爹爹、陈毅伯伯必定都要看。“*”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看川剧了。有时候，爸爸也看电视剧，但是，需要我们姐妹或者工作人员在旁边给他讲解，因为他的耳朵听不清。每年的春节，到处喜气洋洋，热闹非凡，爸爸必定和我们全家坐在一起，观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历尽磨难之后的春节团聚，我们全家都格外珍惜。爸爸是个球迷，对体育节目百看不厌，爸爸最喜欢的是足球。据说，他在法国的时候，为了看足球，还当了一件衣服。现在看电视，足球、排球，特别是世界杯足球赛或中国女排比赛的转播，他必看。播出时间他不能看的，就让朴方帮他录下来，有空再看。在屏幕上看比赛，他也和亲临现场一样紧张。只要是中国队赢了，他就高兴，情不自禁地拍手，还对身旁的人说：“快鼓掌啊！鼓励鼓励。”有些比赛，像体操、跳水等项目，他一边看，一边和场上的裁判一起打分，他给中国选手打的分，一般都比裁判打的分高。中国小选手获奖，爸爸特别高兴。有一阵子中国乒乓球走了下坡路，爸爸说：“中国乒乓打不赢，就是因为你们不看！”爸爸的球瘾其实全都在他的爱国心上。爸爸吃饭特别快，不挑食，烧什么，吃什么。但他最爱吃四川家乡风味的菜肴： 回锅肉、粉蒸肉、扣肉……特别爱吃大肥肉。爸爸也爱吃烤红薯，而且连皮一起吃；喜欢新鲜的老玉米，煮的烤的都爱吃，每年这些东西上市的时候，也经常会摆在我们家的饭桌上。爸爸从来不吃零食，但是每餐饭前都要喝两小杯茅台酒，后来改成绍兴加饭黄酒，再就上一点花生米啦、南瓜子啦、猪耳朵啦等等下酒菜，吃得美滋滋的。这是他的一点小特权，一点特殊的享受。吃得高兴，他常常喜欢和大家分享，把他自己的下酒小菜、水果、餐桌上好吃的一一分给孙子们吃，或者说：“胖子，来！你也喝一杯。”我们家剩菜、剩饭不许倒，做成烩菜、烩饭，下顿接着吃。爸爸说：“不会吃剩饭的是傻瓜。”我们全家都不当傻瓜。爸爸守时，家里到点就开饭，中午十二点整，晚上六点半，几十年不变。我们家四世同堂，从老到小，全到齐了十好几口，得分两桌。中午经常在家吃饭的人不多，大家称之为“常委”，其余都是“游击队”。爸爸吃饭喜欢热闹，饭桌上少了几个人，他就会说：“哎呀！今天怎么冷冷清清呢！”看不见哪个孙子，他就会问：“到哪里去啦？”饭桌是我们全家聚会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我们全家的“信息交流中心”。十几个人，每人关心一摊事，从国家大事，到马路新闻，大家七嘴八舌，海阔天空，热闹非凡。讲文学，爸爸主张背。我们在饭桌上背《岳阳楼记》，背《木兰辞》，背昆明大观楼的长联……大家抢着背，看谁背得多，大人、小孩一起争，你说这句，我说那句，气氛非常感人。讲历史，孩子们就讨论孔明如何，曹操如何。讲文化，我们也谈歌剧、芭蕾舞、交响乐；说说哪个画家，哪个流派、风格……文化的题目、历史人物、事件，对现实生活各种事物的分析，或褒或贬，吵吵嚷嚷……宽阔的视野，*的气氛——这一切成为我们家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不仅对孙子辈整体的思维、文化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就是对我们子女这一辈也是受益终身。爸爸在饭桌上很少发言，但这种轻松、活泼、融洽的空气他喜欢。我们三个姐妹的性格像妈妈，心直口快，在家说话都是大嗓门，无遮无挡，经常还喜欢开个小玩笑。爸爸有时也加入说：“跟赫鲁晓夫吵架，别的武器不用带了，带个邓楠就够了。”楠楠就说：“都是因为爸爸的耳朵不好，我才成了个大嗓门儿。”爸爸最喜欢的是孩子。我们家三个大孩子都是在战争年代出生的，小时候很少有机会和爸爸在一起。毛毛和飞飞生下来不久，我们就搬到了北京。新中国成立之初，爸爸工作特别忙，他的办公室一般很少有人进去，怕打搅了他。可毛毛和飞飞例外，从小就在爸爸的办公桌底下钻来钻去，在地毯上翻跟斗、打滚、过家家，爸爸从来不嫌烦。毛毛、飞飞长大了，就再去抓一个小不点的娃娃来。亲戚家的孩子一个挨一个地接到我们家来抚养，长大了，再换一个。爸爸说是“活玩具”！我们全家都爱。1973年春天，我们全家又回到了北京。几个孙子陆续出生。我的儿子萌萌，毛毛的女儿羊羊，最后是飞飞的儿子小弟儿。孙子辈儿给爷爷带来了无限的快乐！爷爷疼爱每一个孙子，少了谁，就要问，就要找。近几十年，他从来没有进过商店。1992年在上海，安排他去看看上海的商场，他突然提出要自己买东西。他买了四把铅笔、四块橡皮，分别送给了四个孙子。我们对孩子们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爷爷要你们“努力学习，改正错误”，明白了吧！爸爸的晚年是幸福的。他历尽磨难，百折不回。能够亲眼看到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一件件变成现实，老百姓开始过上富裕的日子，国家一天天在改变面貌，这是他生命中最大的安慰！邓林简历*之女。1941年9月出生于河北省涉县。祖籍四川省广安县。1962年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学习，1967年毕业。1969年至1973年在农村劳动。后调入北京画院工作，任专职画家及花鸟画创作室副主任。1986年调到中国画研究院，任专职画家。现为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副理事长。来看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