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岩棚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连载4天。
当时，抗日战争已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中国人民正全力以赴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为迎接胜利，推动斗争， 郭沫若在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的时候，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原因、经验教训作了总结。
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重视，毛泽东多次指出要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批示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中共整风的文件之一。该文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多次印成单行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甲申三百年祭的真正写作意图是保护周恩来，文中的李岩是隐喻周恩来。郭沫若是周的朋友，当时周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饱纯渗受打击，郭是经过和南方局主要领导的协商之后才精心写作此文的，目的是提醒毛泽东，保护周恩来。
前述‘为保护周恩来而作《甲》文’的观点缺少依据，《甲》文近二万字，有述有考有论，内容涉及明亡、闯兴、闯败。若有意断章附会，则可影射之人事极多，惟其所称‘以保护周恩来为目的而作文的商量’，却并无提供涉及此事的书信或谈话记录为证、亦未提供当事者在日后回忆录或著述中言及此事的粗裤则证据，因此经不起推敲。 20世纪40年代初，郭沫若迷上历史剧创作，他把历史戏剧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写剧本同时写史论文章，借古讽今，在进步人士中很受追捧。当时他偶然翻阅了乾隆年间的“禁书”《剿闯小史》，对李闯王身边的智囊李岩产生浓厚兴趣。书中说李岩提出了很多有益策略，帮助李自成获得胜利，但大顺朝建立后，李岩进谏不再起作用，反而遭奸人陷害被冤杀。其实，李岩此人是否存在是大有疑问的，但同为热衷政治的知识分子，郭沫若对李岩有相惜之情，他坚信这是历史上存在的真人，很想为他写部历史剧。他最终没有写出这部剧，而是应编辑之约写了近两万字的史论文章《甲申三百年祭》。
文章于1944年3月10日脱稿，郭沫若修改后交给董必武审阅。3月19日，《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连载4天。4月，《群众》杂志也刊载了一组纪念明王朝灭亡的文章，有柳亚子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翦伯赞的《桃花扇底看南朝》，鲁西良的《明末的政治风气》等，配合《甲申三百年祭》，形成一股舆论风潮。
国民党宣传机构对郭沫若的文章反应激烈，《中央日报》很快发表了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指责郭沫若“为匪张目”。社论说：“三百年前，蔓延于黄河流域及黄河以北的流寇，以李自成为首领，于外患方亟之时，颠覆了明朝。其所得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二百六十年的亡国局面。”所谓“蔓延于黄河流域及黄河以北的流寇”，在外敌入侵时颠覆政府，影射之意昭然若揭。起草社论的是《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国共两大笔杆子对阵，一时引发轰动。 从史学研究的眼光看，《甲申三百年祭》并无多少新颖观点，学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有数篇文章重新评价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肯定其革命精神。在基本史实上，《甲申三百年祭》错误百出，郭沫若把江湖手抄本《剿闯小史》视为史料来源，把李岩、红娘子、陈圆圆这些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当作确凿历史人物来写，甚至把他们写成决定李自成起义军成败的关键。郭沫若提出大量“假使”，以假设眼光看待历史，也是一种不学术的以论带史的写法。
尽管《甲申三百年祭》远不是一篇合乎治学规范的文章，但这不妨碍它引起毛泽东的兴趣，并进而成为全党整风文件。郭文的核心论题是明末政治腐败导致国家倾覆和李岩的悲剧命运，正如国民党宣传机构所斥：意在“影射政府”。在整篇文章中，写到李自成的段落只占很小一部分，然而这一部分是毛泽东真正关心的“文眼”，尤其是李自成及部下胜利后的骄奢表现令他大感兴趣。
1944年4月至5月间，毛泽东演讲中谈道：“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