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齐恒公时代，主要由管仲主持进行改革。根据文献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把管仲改革的主要内容，大致归纳如下。其一，君不霸王，社稷不定。管仲改革，首先确立了一个大目标，就是辅佐齐桓公称霸天下。而这一点，齐桓公本人在一开始却是没有意识到的，所以管仲推行改革，第一步就是说服桓公接受这一目标。请看《管子•大匡》的记载：“桓公二年践位，召管仲，管仲至。公问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对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请，君曰：‘不能。’管仲辞于君曰：‘君免臣于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纠也，塌山卖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门，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已出，曰：‘勿已，其勉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贪承命趋立于相位。’乃令五官行事。”在管仲看来，如果仅仅把“社稷可定”当作治理国家的目标，这在诸侯纷争的春秋时代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必须把目标确定在“君霸王”上。管仲能够从天下大势出发确定齐国改革的目标，其立足点无疑是高远的，非常有见地的，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走向的。其二，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管仲认为，称霸天下当然要靠军事力量的强大，但强兵却仅仅是关键而不是根本，根本在“民”。即所谓“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管子•大匡》）。据此，他提出了“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的办法。《管子•小匡》：“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对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这就是说，士农工商四民的聚居地要有所区分，而且要相对稳定。具体说来，则是“三其国”、“五其鄙”。春秋时，称侯国的都城为“国”，都城以外的地方则是“鄙野”，简称“鄙”。“三其国”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公帅十一乡，高子帅五乡，国子帅五乡，三国故为三军。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乡，工立三族，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一帅。”“五其鄙”是：团逗“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属一大夫。武政听属，文政听乡，各保而听，勿有淫佚者。”实行这种“定民之居”的办法，显然有利于管理，有利于分工，有利于同业内部的互相影响、互相学习，而且有利于兵民之间的转换。其三，相地衰征、关市不征。“成民之事”，从根本上说依赖于发展经济，除了管理的因素之外，这也需要相关的政策。在这一方面，管仲制定的政策突出有成效者，主要是“相地而衰征”和“关市几而不征”。《国语•齐语》：“桓公曰：‘五鄙若何？’管子对曰：‘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旅旧，则民不偷；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陆、阜、陵、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其中的“相地而衰征”，是指根据土质的好坏美恶，也就是区分“陆、阜、陵、墐、井、田、畴”的不同情况，从而确定对土地征收赋税的多少。《管子•大匡》中还讲到了具体的征收办法：“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十取三，中年十取二，下年十取一，岁饥不税。”这里不仅考虑到了土地的情况，而且考虑到了年景，当然比不分青红皂白征收同样的赋税要合理得多，要更便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如果说“相地而衰征”是对内的经济政策的话，那幺，“关市几而不征”则主要是对外的经济政策。故《齐语》中这样说：“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之利，诸侯称广焉。”这里即是说，对于来往的货物，无论是几经周转，都免征关税和市税。这无疑会刺激流通，大大有利于齐国人民的富裕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其四，三选上记、举贤任能。在用人方面，管仲继承了太公望“尊贤上功”的路线，所实行的主要是三选制和上记制。所谓“三选制”，是由地方推荐优秀官员，召集到朝廷，然后由唯芦齐桓公亲自与他们交谈，了解情况，进行考察，从而确定是否委以重任。这种制度的实行不受时间限制，地方可以随时用书面形式向朝廷推荐官员，故也称“书伐制”。《国语•齐语》云：“桓公令官长期而书伐，以告且选，选其官之贤者而复用之，……桓公召而与之语，訾相其质，足以比成事，诚可立而授之。设之以国家之患而不疚，退问之其乡，以观其所能无大厉，升以为上卿之赞。谓之三选。”韦昭注：“三选，乡长所进，官长所选，公所訾相。”所谓“上记制”，是每年正月由齐桓公亲自听问，令五属大夫汇报工作、推荐人才。比之“三选”，“上记”的时间是固定的。《齐语》：“正月之朝，五属大夫复事。桓公择是寡功者而谪之，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独寡功？教不善则政不治，一再则宥，三则不赦。’桓公又亲问焉，曰：‘于子之属，有居处为义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桓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桓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悌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下比，其罪五。’ 有司已于事而竣。五属大夫于是退而修属，属退而修县，县退而修乡，乡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也。政既成矣，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其五，反其侵地、四邻大亲。在对外政策方面，管仲主张改变过去那种以邻为壑的做法，改善关系，修好邻邦，以巩固齐国的地位。其具体做法主要就是返还过去侵占的邻国领地，宽容大度，取信于邻。《国语•齐语》：“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对曰：‘以鲁为主，反其侵地棠、潜，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渚，环山于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对曰：‘以卫为主，反其侵地台、原、姑与漆里，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渚，环山于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对曰：‘以燕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渚，环山于有牢。’四邻大亲。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于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河，东至于纪随，有革车八百乘。择天下之甚淫 乱者而先征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