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1，全诗：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归人犹自念庭帏，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垅隔，但见乌帽出复没。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槐顷键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译文：不曾饮酒，为什么会突然觉得头铅巧脑昏沉、神思恍惚？我的心已随着你渐远渐逝的身影一同离去。寂寞的归途，你尚且可以系念、陪伴家中的老父，而我行走在异乡的旷野，用什么来安慰心中的孤独呢？
站在高处眺望你返回京师的身影，只能看见你的乌帽忽隐忽现。担心你的衣裳太薄，独自骑着瘦马归去，在寒冷的残月下是多么的孤单。路上有的人边走边歌挺欢乐，我却苦凄凄地连童仆也怪。
我知道人生常有分别，只是唯恐时光流逝得太快。今夜寒灯相对，你可会想起怀远驿中我们曾经相约的誓言？何时才能一同听夜雨萧瑟连绵啊？希望你不要忘记这早退闲居之意，不要贪恋官场。
2，词句注释
辛丑：即嘉祐六年（1061年）。时苏轼被命凤翔签判，其父留京修礼书，弟苏辙（子由）送至郑州后回京侍父。
胡为：为何。兀兀（wù）：昏沉貌。归人：指苏辙。庭帏（wéi）：父母的居处，此代指苏洵。
乌帽：黑帽。唐时贵族戴乌纱帽,后来上下通用。乌纱帽后来成为闲居的常服，简称乌纱。
衣裘（qiú）：.夏衣冬裘。或专指皮裘或泛指衣服。飘忽：形容时光流逝很快。
畴（chóu）昔：往昔。萧瑟∶草木被秋风吹袭的声音。苦爱：久爱。
3,，赏析
此诗首四句以突兀笔触人题，直抒离别情深。未曾饮酒为何昏沉似醉，原来诗人心已追随其弟归鞍驰往汴京去了，一下子就烘托出因离别而精神恍惚的神态。心逐归鞍，见恋亲情重，“归人”比较“今我”，又加一层。
弟弟（“归人”）即将见到亲人都还思念不已，他从此远离庭帏，更难以承受思念亲人之苦。这种对比手法，进一步突出了离亲之苦。
“登高”四句抒发别后思念弟弟之情。登高翘望，因坡垅阻隔，行者乌帽时隐时现，又担心弟弟天寒衣薄，独骑夜行，由眼前实景，到心中思绪。
后两句，诗人对弟弟更是体贴入微，“苦寒”句，怕他归途受凉；“独骑”句，担心他途中孤独；而裘薄、马瘦，月残，更烘托出别后的凄冷寂寞气氛。“苦寒念尔”句，承“但见乌帽”发挥。
“但见乌帽”，则人与马都看不见，但由于“心逐归鞍”，看不见的都想得出：严冬苦寒，又是凌晨，霜风刺骨，而弟弟却“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怎能不令人心酸!先“见”后“念”，虚实相生，妙在不自己说心情“凄恻”。
“路人”四句写自己悲苦的原因。以“路人行歌居人乐”作强烈的反衬，然后由“僮仆”开口，“怪我苦凄恻”。路上的其他行人欢歌笑语，路旁的居人更全家团聚，享天伦之乐。以此反衬自己，行文顿起波澜。
身边的“僮仆”随自己去上任，心情很愉快，满以为即将到任做官的主人更心花怒放；可是看主人的神情却那么“凄恻”，就感到“怪”，行文更起波澜。后两句是“明所以‘苦凄侧’之故”（王文诰《苏海志余》）。“用他人反衬，接以自我开脱和担忧。
末四句为缓解岁月飘忽，而设想未来，期盼早日团聚。“寒灯”、“夜雨”，是回忆往日“夜雨对床”之言，“君知”、“慎勿”，是强调早退，以便共践前约。“寒灯”句是对“畴昔”（往昔）兄弟相聚的回忆；“夜语”句是对未来相聚的盼望。
“君知”两句则是相约之语：勿恋高官，以免妨碍弟兄欢聚。所谓“尝有‘夜雨对床’之言”，是指嘉祐六年（1061年）秋他们兄弟参加科举考试，寓居怀远驿时，一夜风雨并作，读韦应物诗，有感于即将远离，于是相约早退。
4，出自——北宋苏轼《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诗作。这是苏轼写给弟弟苏辙最早的传世之作，抒发了手足之情乎弯和离愁别恨。
此诗先写临别时心境，次写对对方身影的顾望关念，再写情怀凄苦、岁月易逝，末写对往事的的回想和对未来的期盼。全诗情深意切，曲折顿宕，充分抒发了兄弟俩依依难分的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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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1-3] 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嘉祐二年（1057），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
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
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不同于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狭小的生活场景，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
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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