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最近一个时期，围绕故宫星巴克去留问题的争论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事情的缘起是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在其博客中指责星巴克咖啡将其分店开到故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糟蹋”，因为“故宫是中国几千年最辉煌文化的载体,就是中国的象征”，芮成钢说，而星巴克则是来自美国的“不登大雅之堂的饮食文化代表符号”。芮成钢并以传统文化捍卫者的姿态向星巴克的首席执行官吉姆·当诺发出“抗议”，要求其将店铺撤出故宫。这立刻在公众中引发了一场广泛的争论。 从文物保护和景观协调性的角度来看，开在故宫里的星巴克看上去的确有欠协调，要求它搬离也并非全然没有道理。然而就其对故宫这一文化景观的“糟蹋”程度而言，没有人能指出这家位于乾清门东侧的咖啡馆与它周围那些买香烟水果快餐之类的店铺相比有任何出格之处。星巴克惟一的错误就在于它的名气太大，以致在这场文化冲突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强势入侵者的角色，并因此而招致激烈的反弹. 星巴克的反对者们似乎有足够的证据来表明他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注目当下，从遍布街头的“肯德基”“麦当劳”到NBA球赛、好莱坞大片，来自异域的文化正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人的本来面目。过去那个“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形象不见了，传统文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 星巴克事件暴露了人们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文化身份上的深层焦虑。这一方面来自于“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的惨痛记忆，又与当下中国日益深刻地卷入全球体系所带来的的民族身份危机相重合，因而显得格外激烈和敏感。出于对母体文化和民皮含如族利益产生强烈的危机意识，一些精英希望通过复兴和重建本民族文化来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以属于自己的文化资源来重塑身份，找回自身独特的存在尊严。质言之，在西方异质文化的冲击下生成的文化保守主义心态，是促成此一事件的主要动因。这似乎正在证实亨廷顿的断言：“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文明的、社会的和种族的自我意识加剧了。” 然而，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试图通过对传统价值的坚守来重塑身份注定是徒劳的。正如卢卡契所言，传统固然重要，但他们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有实际的功能──可以帮助人们迅速对外部情况的变化做出恰当反应。一旦这些功能因为某种原因失效，传统的命运通常就是崩溃或消失。即便有所残留，大概也只能呆在博物馆中，并且变得无法理解。多年来的欧风美雨的涤荡，使中国人本身已疏离了传统的精神内核，精神内核既然已被涤荡，所谓传统文化也就徒具躯壳。就故宫而言，它所隐喻的封建皇权已成历史，其赖以生存的基本的社会结构早已不复存在。故宫所代表的文化，既不是因为星巴克进入而死去，也不会因为星巴克的撤离而复活。 就另一层面而言，即便中国的传统文化今日犹存，就真能如文化保守主义者们所宣称的那样，足以成为指引人们另辟蹊径“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的明灯吗？ 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而言，严复就曾批判说：“中国名为用儒术者，三千年于兹矣，乃徒成就此相攻、相惑、不相得之民，一旦外患忽至，则糜烂废瘘不相保持。其究也，且无以自存，无以遗种，则其道奚贵焉？”是故“往者中国之法与无法遇，故中国常燃启有以自胜；今也彼亦以其法与吾法遇，而吾法乃颓堕蠹朽瞠乎其后也，则彼法日胜而吾法日消矣。”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也曾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儒家，包括佛、道、儒在内，都没有发展生产力的要求。马克斯·韦伯在阐释中国不适合资本主义时，更将儒家文化列为首老散要缘故。毫无疑问，中国今天的成就绝非尊孔读经使然，而恰恰是全面融入全球体系的结果。 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人类的文化是不断冲破文化隔离的天然壁垒与人为壁垒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不能以闭关自守维护生存空间，而应在文化全球化中采取积极和主动，以自信、宽容、雍雅的大国气度容纳普世文化与价值。唯其如此，才能成功地穿越了现代化转型期的泥淖，成为一个具有确定性的大国，成为全球秩序的稳定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