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灾难中求生法则

如何能在巨大灾难中保全性命，最大程度减少受伤？ 当发生坠机事件或者地震突然袭来，我们总是将那些幸存的人视为有神明保佑的幸运儿，如果他们坐在另一个座位上或者住在街对面的另一座公寓楼里，他们可能已经死亡。我们对灾难和毁灭的反复无常感叹。从发生在四川的强烈地震到缅甸的热带风暴，还有时常发生在美国的龙卷风和森林野火都提醒我们，灾难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人类对于灾难的承受能力的不同几乎完全取决于我们生活的地方。 但是在灾难中存活并不完全是幸运，我们能做很多事情增加在灾难中的存活机会，哪怕是最可怕的灾难。这其中首先包括准备工作，例如在发生地震的时候果断将热水锅炉关闭，或者在飞机起飞之前花一两分钟的时间阅读安全指引，当然心理状态也很重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灾难个性”，也就是在危机中的表现方式，这是深埋在深处的性格格。事实是我们可以不断改进这种“灾难个性”，同时让我们的大脑更快、更聪明地处理危机。 人的大脑在出生时已经自动安装了基本求生程序，当处在恐惧中例如被野兽或者敌人追赶时，大脑会发出指令刺激产生一种超能激素，刺激人体在各个方面的表现机能，在这种超能激素的刺激下，血液会按照最大量标准被泵到四肢末端，使我们能以平时无法达到的速度奔跑。但是在现代社会，我们很少有机会遇到这样的时刻，因此这种自然本能很少被激活。科学家们对这一方面大脑的运作同样了解甚少，尽管相关研究在某些领域一直进行，也正逐步产生结果。在灾难面前我们可以更好地判断威胁的严重程度，因为今天的人类具有我们祖先没有的技术优势，至少我们能判断灾难比较有可能在什么地方发生，但是我们总是喜欢打擦边球，无耻地和灾难“调情”，例祥凯嫌如我们在飓风经常光临的地方修建成排的超高建筑，我们在地质断层上面建造人口众多的城市，好像希望自然被我们的无畏吓退，然后就不来打扰我们。另外现代的我们依靠一个庞大的电力系统从远程为我们输送最基本的需要例如温暖和照明，需要一个庞大的供应网络为我们提供食物，一旦灾难中发生断电现象，很多在摩天大楼里工作的人甚至不知道逃生楼梯在哪里，要是沃尔玛这样的大型连锁超市不能营业，70%的家庭在一周之内会没有食物。气象局已经预告今年大西洋沿岸的飓风气节将从6月1日开始，同时今年的飓风将比历年平均更频繁，但是没有人为这则消息认真做准备，大多数只是泛泛说一句，但愿我没有那么倒霉。 幸好我们还能获取知识，专家们已经开始研究如何能够克服我们的盲点和更加理智地面对危机。在实验室和射击场上，他们专门研究人体和精神在巨大压力下会产生什么不同反应。军方的研究人员更是设计了大量的复杂试验试图弄明白，什么样的人在巨大压力下会投降而什么人不会。士兵、警察、赛车运动员和直升机驾驶员都要经过专门训练，了解自身在遇到最坏情况时会产生什么反应，而一般的人则通过这些人的例子不断强化这种印象，在自己遇到相似危机的时候产生相似行为，毕竟我们都有可能出现在灾难的首发现场。当然没有任何人能在灾难孙逗来临之前就制定好逃生计划，但是这并不意味我们就此放弃一切准备，边祈祷边故意忽略灾难。作家亨特·S·汤姆森说过：“向神祈祷吧，但同时努力远离礁石。” 在过去几年中，研究人员对在恐怖灾难中不可思议地存活下来的人进行访问，他们的故事包含了智慧和运气，几乎所有被采访者都说在危急中，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触感和听觉，或看到任何事物符合他们本来的预期。相比起预期，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在某些方面更好，在其他方面更差。他们说，有一些事情，他们希望他们事先知道，他们也希望读者能知道。那么，下面讲述3个的故事，伴随着一些来之不易的关于运气和损失的智慧： 惊恐应变 当灾难降临的时候，如果人群出现不当反应会使最终的伤亡数字成倍增加，通常情况下这种反应失常是指人们突然呆住了，像僵尸一样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或者四肢失去谨手所有活动能力，突然成为跛子。1994年9月28日当“M.V.爱沙尼亚号”在波罗的海还失事时，很多人就出现这种反应，这是欧洲现代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海难。“M.V.爱沙尼亚号”是一艘巨大商轮，专门运输汽车，出事时它正行驶在从母港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长达15小时的航程中，尽管整个晚上的天气都很糟糕，暴风雨不断，船员们没有意识到可能发生大问题，船上酒吧里正有乐队高歌助兴，这艘有10层甲板的船在公海水域航行，正如过去 14年一样。肯特·哈斯特，如今是瑞典国会议员，当年他29岁，正是船上的一名乘客。那个晚上他和另外50名乘客在酒吧里玩乐，所有人都又唱又笑，但是在午夜一点的时候，船身突然向右舷侧倾30度，将乘客、自动售货机和花盆横空甩过通道。在酒吧里几乎所有人都被狠狠摔在地面上，只有肯特在紧急中抓住一根铁杆，吊在所有人上面。 “仅短短的一秒，世界从一个明亮、快乐、美好的境界，变成了一片沉寂。我猜想每一个脑子都像计算机一样在拼命运转，试图理解发生了什么事，”肯特说。随后而来的是尖叫和哭泣，很多人在摔倒过程中受重伤，但是船体严重的倾斜使得行动极为困难。 肯特开始计划应对，这要得益于他以前在军队中学到的生存技能，他说：“我的反应和正常状态下的晚鹰非常不一样，我对自己说，好吧，现在有两个选择，选择 1和选择2，决定了就行动。我不曾想过船有可能会沉没，甚至没有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和许多幸存者一样，肯特正在经历“个人中心地位的幻像”，这是大脑的一种应对机制，其大脑集中在个人的经验上：“我只是看到我很小的世界”。当肯特艰难地向走廊走去，他发现周围的乘客有奇怪举动，他们不像他一样行动，反而是呆呆地坐在走廊上。就好像童话中那些被施了魔法的人一样，变成了“石头”，问题在于这样的人并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几乎在酒吧里的所有人，他们的意识都还清醒，但是已经没有任何行动反应。 和很多人的预期相反，在灾难发生的时候，人们普遍变得安静、柔顺，惊恐和恐慌却非常罕见，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采取的行动太少、太慢。他们有时完全自闭，陷入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在“M.V.爱沙尼亚号”号，肯特努力克服地心引力爬到楼梯上，在外面的甲板上，船上的灯光依然亮着，而明亮的月光也静静洒下，因此所有人的活动和状态都被他一览无遗。肯特回忆说，最难以置信的是一个男人依旧靠在甲板边上吸烟，很多人正在奋力抓住翻滚的甲板上可以固定的东西，另外在搜寻救生衣和救生船。一个来自英国的乘客保罗·巴尼（PaulBarney）回忆说，当时看到很多人就好像雕像一样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后来接受《观察家》杂志采访时他说：“我一直问自己，为什么他们不试图逃出这个地方？” 后来在接受警方调查的时候，一些幸存者表示他们完全能理解这种行为，在危机中的某些时刻他们自身也感觉到强烈的、几乎难以克制的欲望停止一切行动，只有当想到自己所爱的人，尤其是想到了孩子，他们才强迫自己冲破这种欲望。这几乎使所有灾难幸存者中最常见的情节。 凌晨1时50分，在第一次求救电话发出后仅30分钟，“M.V.爱沙尼亚号”消失了，底朝天沉入海中。就在船沉没前片刻肯特已跳下船，爬上一个救生筏。在漂浮了5个小时后终于被救出。最后统计显示船上989人只有137人幸存。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在沉睡中葬身于“M.V.爱沙尼亚号”。他们没有争取挽救自己的机会。灾难原因调查的结论是，该船船头停放汽车的甲板大门被打开，以致海水涌到船上。 消防队员、警察教官甚至股票经纪都讲述过类似的故事，目睹人在极端的压力下冻结。进化心理学家戈登·盖洛普（GordonGallup）发现，当动物被困时也会进入这种状态，偶尔装死可以遏制捕食者的攻击。在“M.V.爱沙尼亚号”之类的巨大灾害中，冻结是自然的反应，也是可怕的错误。在极端危机中，我们的大脑在搜索一个适当的生存反应时可能选择错误反应，既冻结一切原始反应，就像过马路的鹿经常冻结在汽车大灯之前一样。 不过令人欣慰的一点是大脑是可塑的，它可以被训练以做出更恰当反应。如果恐惧少一些，那么大脑作出冻结反应的可能性相应也会小。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发现，如果小白鼠大脑中的杏仁核杯永久性损伤，即使遇到一只猫也不会冻结，而杏仁核就是大脑处理恐惧的部分。如果我们能减少我们自己的恐惧，哪怕一点点，我们或许可以做得更好。 强制性和事先没有通知的防火演习可以大大减少人们在紧急情况下的恐惧，事先已经知道楼梯在哪里能给你的大脑一个优势。同样地，研究飞机坠毁的人发现读安全简报卡的乘客更容易生存下来。这些程序尽管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极大的浪费时间，其实是给我们的大脑一个应急的蓝图。我们还可以帮助其他人做得更好。响亮的声响可以使动物摆脱冻结状态。同样，许多乘务员现在都接受训练，在飞机燃烧时对着乘客大叫：“出去！快跑！”人在灾难中希望有人领导，然后他们就可以做了不起的事情。 各自发挥 即使是在最混乱的时刻，我们的社会关系基本上仍完好无损。这种凝聚力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效果，但它有助于了解我们在什么方面需要努力。 1977年5月28日，一场致命火灾发生在美国一个叫做比佛利山庄的晚餐俱乐部，这是一个迷宫般的消闲宫殿，有多个餐厅、宴会厅、喷泉和花园，坐落在离辛辛那提5英里以南的海岸边。那天达拉·麦克考利斯特（DarlaMcCollister）就在俱乐部里举行了婚礼，花园里的宣誓仪式结束后，宾客们步入餐厅，此时服务员告诉她，楼里有一个小型火灾，开始于毗邻新娘更衣室的斑马屋，原因是电线着火。但是当时包括达拉在内的所有人都不曾想到，在天明之前，大火摧毁了整个比佛利山庄，所有人都以为小火会被控制，因此没有进行疏散。随着时间推移，浓烟开始出现在几乎所有房间，然后一瞬间，大火冒了起来。那个周六的晚上，有近3000人把俱乐部挤得水泄不通，最后统计167人死于火灾。 灾难给我们许多残酷教训，有些是明显和悲惨的：俱乐部没有自动洒水器或发声火灾报警系统。火灾也使官方对人群体行为的期望变得更加复杂：在危机中，文明社会的基本常识仍然有效。只要有可能，人们会集体行动，他们往往互相照顾，并保持他们原有的等级秩序。“人死于与他们生活同样的方式，”灾害社会学家李·克拉克（LeeClarke）说：“与朋友、亲人和同事在一起，在团体中。”在比佛利山庄的火灾中，餐桌的服务生只警告了他们负责的桌子上的客人要赶紧撤离，但是却没有警告隔壁桌子的客人，负责带位的女招待只疏散了被她领到座位上的人，但绕过其他人，因为那不是她的客人。厨师和清理人员，也许习惯于体力活，都赶去灭火却忘了自己先要逃生。一般来说，男性雇员比女性雇员更有可能帮助他人，或许是因为社会期望妇女被保护而男人应该保护他人。 客人们又是怎样做的呢？大部分客人仍是做客到底，有的甚至继续庆祝，不顾浓烟渗入房间。一名男子在撤离的时候还将自己订购的朗姆酒和可乐带走。当第一个记者来到火灾现场，他看到的客人仍在楼前车道上嘬着鸡尾酒，笑着讨论是否无需付账便可离开。随着烟雾加剧，俱乐部的一个宴会队长，韦恩·达梅尔特（WayneDammert）偶然看到某个走廊里挤了近百个客人，灯光忽明忽暗，烟雾越来越浓重，他记得最清楚的是，拥挤的走廊里只有沉默。“天，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一声尖叫，什么也没有，”他说。站在那里、沉默在黑暗中的人群中正等待被一个人领导。比佛利山庄的雇员没有受到过任何应急训练，但他们表现出色。整个山庄出口很少，又难找到，但达梅尔特指示人群通过一个服务生走廊进入厨房。“我的想法是，疏散这些人是我现在的责任，”他说，“我认为，大部分的员工都是这样想的。”达拉仍然穿着她的婚纱，招呼她的客人出去。“我将很多人推出门去，就像赶牛一样，告诉他们要去哪里，”她回忆说。她认为这是她的责任：“这是我的客人，他们因为我才在这儿。 ” 诺里斯·约翰逊（NorrisJohnson）和威廉·费因伯格（NorrisJohnsonandWilliamFeinberg）当时是辛辛那提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们设法获取了警方约谈数百名生还者的笔录，这是难得和宝贵的资料库。“我们只是不能相信那时的情形，”现已退休的费因伯格说：“人们仍然忠于自己的身份和社会角色，估计有60%的雇员试图以某种方式帮忙，无论是指挥客人撤离或是灭火。相比之下，嘉宾中只有17%的人去帮忙。即使嘉宾中，行为也反映出他们的身份。在那里用餐的医生自然担任医生的角色，实施心肺复苏术或者给伤口包扎，和战场上的医务人员一样。护士做着同样的事情，甚至有一名医院管理员自然而然地开始组织医生和护士们。” 社会学家以为会看到灾难中人性自私的证据，但是失望了。“人们一直谈论着当时的秩序，”费因伯格说：“人们用上了他们在一年级的防火演习所学到的经验。‘保持队列，不要推，我们都能出去。’大家都在排队！这绝对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我们所有人，特别是一个城市、一个公共场所、或是一个公司的负责人，应该知道人民是可以信任的，在最危险的时刻，他们会各尽其能。如果事前就鼓励他们危难中努力求存，他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在纽约市，虽然安全工程师一再强调，摩天大楼里进行的防火演习意义重大，但这还不是强制性的。城市房地产局担心强制性演习可能导致居民受伤，进而导致诉讼。在这些官员看来，诉讼比一场未知的灾难更可怕，这种看法多么令人羞愧，因为如果灾难真的发生，人们将尽力达到他们的行政总裁或城市管理者的期望，他们将追随他们的领导人几乎到任何地方。 相信自我 每一个灾难，瓦砾之下都有证据表明，我们可以预防得更好。大部分工作是物理上的，例如，建立更牢固的建筑物，在更安全的地方建造。但准备工作也有心理上的。当人越觉得他有控制局面的能力，他的表现就越好。当人认为有可能生存下去，他便有神奇的创意。所有需要的是敢于相信我们的行为会发生作用。 2001年9月11日，当飞机击中了世贸双塔时，里克·雷斯科拉（RickRescorla）就体现了这种求生精神。作为摩根士丹利在世界贸易中心安全部负责人，雷斯科拉认为，普通人有能力取得伟大成就，只需要一点引领。他使得摩根士丹利的雇员承担起令自己生存的责任，这在那天贸易中心内的其他公司里几乎没有上演。雷斯科拉在当兵时学到了很多的生存技能，他的下半辈子大部分时间花在巡逻大理石大堂周边上，正如他们早年巡逻战场一样。在英国出生的他参加了美国军队，因为他要争取去越南，他在越南战场上获得了银星、铜星和紫心勋章。他的事迹被记录在1992年中将哈罗德·穆尔（HaroldG.Moore）和约瑟夫·加洛韦（JosephL.Galloway）的著作《我们曾是士兵和年轻人》中。 他退役后搬到新泽西生活，做一名保安行政人员，但雷斯科拉的行为在某些方面看，仍像一个在战场上的男人。他所在摩根士丹利的部门占据世贸二楼22层和附近建筑的几个楼层。1988年泛美航空公司103号班机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被炸毁之后，雷斯科拉担心恐怖分子会袭击世贸中心。1990年他和一名战时好友合写了一份报告交给拥有世贸中心地产的纽约和新泽西州港口管理局，坚持大楼的车库需要更多安全措施。但他们的建议由于花费太多被彻底忽略。3年后，正如雷斯科拉的预测，拉姆兹·优素夫（RamziYousef）驾驶装满炸药的卡车顺利进入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下车库。因为这个雷斯科拉有了他所需要的公信力，加上他强势的个性，他随后改变了摩根士丹利的安全文化。 “9·11”事件发生时，雷斯科拉意识到自己有能力让办公室的人员都成为幸存者，他尊重每个人的能力，也理解突然冻结的危险以及尽快超越初步恐慌并开始行动的重要性。在1993年发生恐怖袭击的时候他目睹公司的职员排队从逃生通道落地下楼，她知道那个速度实在太慢。另外他认为要依赖于急救员挽救他的雇员是愚蠢的，摩根士丹利是贸易中心最大的租户，如同坐落在云中的一个村落，公司的雇员需要互相照顾自己。他曾经命令他们在真实的紧急情况下不要听从港口管理局的任何指示，在他眼中，该局在没有回应他1990年的警告已失去了所有的合法性，在那之后，雷斯科拉就以自己的方式运行整个公司安全策略。他经常进行突击防火演习，训练员工先在走廊会合，再从楼梯间两两下到第44楼。雷斯科拉的演习在很多人眼中太激进，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过分。请记住，摩根士丹利是一家投资银行，员工是第73楼的百万富翁和高能的银行家，他们没法欣赏这样的打扰。每个演练要迫使经纪挂掉电话，远离他们的电脑，这些都是成本，是公司的钱。但雷斯科拉还是这样做了。他的军事训练曾教他一个简单的人性规律：在极端的压力下，令脑运转的最佳办法是事先反复彩排。 最初几次演练雷斯科拉指责雇员动作太慢，后来他开始计时，于是他们变得更快。他还给员工们讲一些基本的紧急情况常识：由于屋顶营救是稀少的和极其危险的，人们应该往下走。“9·11”当天上午，雷斯科拉听到了爆炸声，并从他的办公室窗口看到世贸一座楼起火。港口管理局官员通过广播敦促大家留在他们的书桌。但雷斯科拉抓住他的大喇叭、步话机和手机，开始有系统地命令摩根士丹利雇员撤离。他们的表现极佳。他们已经知道要做些什么，甚至250名来参加股票经纪培训班的访客也如此。有人已经告诉他们最近的楼梯在哪里。“知道去哪里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的大脑，至少我的大脑，刚刚关机。您需要知道在此情况下该怎么做。”摩根士丹利执事比尔·麦克马洪（BillMcMahon）说：“你此时不想做的一件事就是不得不在灾难来临的时刻思考。”如果他们事前收到过雷斯科拉向下不向上的警告，很多9“·11”殉难者原本可以幸存下来。但在没有其他信息的情况下，有些人还记得1993年部分人员被从屋顶疏散。所以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光，用在了爬到大楼顶部，才发现大门反锁。 当雷斯科拉指挥的人们下到44楼时，第二架飞机击中世贸南塔，他们所在地以上38层。全楼猛烈摇晃，有些人被摔在地上。“停住，”雷斯科拉通过大喇叭下令：“不要动，保持沉默，保持平静”。于是乎没有人说话，没有移动，所有人如同被雷斯科拉下了咒语一般。 雷斯科拉曾率领官兵在夜间通过敌方控制的越南中部高地。他知道大脑害怕时反应不佳，但他也知道注意力可以被分散。那时他用唱歌来使他的人平静下来。当时，在拥挤的楼梯间，雷斯科拉又唱了起来：“科维尔的男人站得稳，他为战斗准备好，他从来没有屈服！”在唱歌之余，雷斯科拉打电话给他的妻子：“不要哭泣，”他说：“我必须让这些人安全地出去。如果我有事的话，我希望你知道我现在无比的快乐，你给了我生命的意义。”不久之后，他成功地疏散了绝大多数摩根士丹利的雇员。然后，他回过头。他最后一次被看到是在10楼向上爬，不久之后，整座楼倒塌。他的遗体，一直没有被发现。 雷斯科拉教会摩根士丹利的雇员如何挽救自己。这是一个稀有和珍贵经验。当大楼倒塌时，摩根士丹利的员工中只有13人死亡，其中包括雷斯科拉和他手下的4名保安人员，其他2687人安全离开，这是一个凡人创造的神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