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翻译：
以前孔子曾参加蜡祭陪祭者的行列，仪式结束后，出游到阙上，长叹的样子。孔子之叹，大概是叹鲁国吧！子游在旁边问：“您为何感叹呢？”孔子说大道实行的时代和夏商周三代英明杰出的人主当政的时代，我都没有赶上，可是我有志于此、心生向往！”
“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是属于公众的。选拔道德高尚的人，推举有才能的人。讲求信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它达到和睦。因此人们不只是敬爱自己的父母蠢汪睁，不只是疼爱自己的子女。使老年人得到善终，青壮年人充分施展其才能，少年儿童有使他们成长的条件和措施。
老而无妻者、老而无夫者、少而无父者、老而无子者，都有供养他们的措施。男人有职份，女人有夫家。财物，人们厌恶它被扔在地上（即厌恶随便抛弃财物），但不一定都藏在自己家里。力气，人们恨它不从自己身上使出来（即都想出力气），但不一定是为了自己。
因此奸诈之心都闭塞而不产生，盗窃、造反和害人的事情不会出现，因此不必从外面把门关上。是陵稿高度太平、团结的局面。”
“如今大道已经消失不见，天下成为私家的。人们只敬爱自己的父母，只疼爱自己的子女，对待财务和出力都是为了自己：天子诸侯把父子相传、兄弟相传作为礼制。城外护城河作为防守设施。
礼义作为准则：用礼义摆正君臣的关系，使父子关系纯厚，使兄弟关系和睦，使夫妻关系和谐，用礼义来建立制度，来建立户籍，按照礼义把有勇有谋的人当作贤者（因为当时盗贼并起），按照礼义把自己看作有功。
因此奸诈之心由此产生，战乱也由此兴起。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因此成为三代诸王中的杰出人物，（是按照礼义）从中选拔出来的。这六位杰出人物，在礼义上没有不认真对待的。
以礼义表彰他们（民众）做对了事，以礼义成全他们讲信用的事，揭露他们有过错的事，把仁爱定为法式，提倡礼让。以礼义指示人们要遵循固定的规范。如果有不遵循礼义的人，在位的就会被罢免，老百姓把这（不按“礼”行事）当作祸害。这可以称为小小的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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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礼运大同篇》是论述礼之源头和礼之实的专论，它同后一篇《礼品》是姊妹篇。以《礼运》为篇名， 正表明它的中心内容是在记录帝王时代的礼乐之因革。
不过，造成《礼运篇》脍炙人口的倒不在于它的主题和主要内容，而是由于冠於篇首的“大同小康”思想，为后世人描绘了一个民族理想中的世界图案，故后世有“礼运大同”的说法。
“大同”和“小康”，是相对的两种社会形态，在对立之中相得益彰。按古代说法即认为《礼记·礼运》篇的“大同”之说是受墨家或道家的影响。
《礼记》是古代一部重要的中国典章制度书籍。大约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根据郑玄的话，认为“名《礼运》者，以其记五帝、三王相变易，阴阴转旋之道”。
《礼带岁运》实际上则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尤其是书中的“大同”思想，对历代政治家，改革家都有深刻的影响。康有为为《礼运》作注，在注解中发挥了他有关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按古代说法即认为《礼记·礼运》篇的“大同”之说是受墨家或道家的影响。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
《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时期中国的礼制、礼意，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
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全书用散文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据传，《礼记》一书的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
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成为士人必读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