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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4月1日，在贵阳督剿红军的蒋介石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首次提出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并作了简要解释。接着，宋子文和汪精卫分别于4月3日、7日发表公开谈话，表示应当促成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成功。南京政府立法委员会委员史维焕等发起组织国民经济建设协会。各地名流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四出讲演，响应此运动。南京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会召集国民经济建设座谈会，遍邀各地名流、专家座谈国民经济建设有关事宜，并将这次会议的结果，在该会季刊《中国社会》第二卷第一期上集中发表。 同年8月9日，蒋介石又发表成都通电，对全国的水患河灾作了检讨，称“自经此水灾，倍觉国民经济建设为刻不容缓之要图。”并详尽论述了此运动的意义、提倡的原因、实施要项八条及初步工作步骤。提出“在官厅，须革除过去承转应付、粉饰表面之不切实际的工作，在人民须痛切觉悟，于此一事业为救死回升之关键，而各尽所能，以赴同一之目标”。号召各省建设、行政之任者，拟定施政纲要时“尤须切实着眼于建设国民经济，视此为唯一之中心。诚使政府人民，呼应一体，坚忍刻苦，共同致力”。只有这样，“民族复兴之物质之基础”才能奠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于1935年9月22日在国府纪念周上作了《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之讲演。阐明此运动的重要性及实施途径。并号召“全国民众一致起来，共同努力”，以收事半功倍的效果。要“中央和地方官吏和人民共同来担负这种建设的工作”。 1935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了《确立国民经济建设实施大纲案》，对于国民经济建设，做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1936年1月1日，蒋介石在中央电台元旦演说辞中，阐述了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之后，又强调了“大家务必从今天开始特别努力来做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并说明了两种运动的相互关系。6月3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总章颁布。同日，蒋介石通电全国，号召“举国人民，急起直追，实行推动”。按照总章规定，应在首都设立国民经济建设总委员会，由蒋介石任会长，各省及直辖市设立分会，各县设局闷氏立支会。在总会设立之前，先于实业部内设总会筹委会，以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实业部长吴鼎昌、秘书翁文灏为筹备委员，吴鼎昌为主任委员。所有各分、支会应由各省政府主席、各直辖市长及行政督察员或县长派定筹备人员，并指定各省建设厅长或相当人桐散员为主任筹备委员。6月8日，总会筹委会正式成立。总、分、支会章程遂公布于世。依章规定总会的任务是：（一）协助推行中央及地方政府经济建设计划。（二）倡导社会各种经济建设事业。（三）培训各种经济建设人才。（四）研究发展全国农工副业及地方特殊商品。（五）倡导节约，推行国货。经过一个月的筹备，7月8日上午，国民经济建设总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南京实业部大礼堂正式召开。会长蒋介石首先致词，吴鼎昌报告了常务工作，委员孔祥熙、孙科也作了发言。总会成立后，拟定了关于宣传、训练建设人才、建设事业、副业四项工作的十一条基本方针。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总目的，从理论上讲，是发展经济以“改善民生”，从而实现三民主义。在当时开展此运动的具体目的是为了“自救救国”。开展此运动的目标是为了“尽人力，辟地利，均供求，畅流通，以谋国民经济之健全发展”。即在积极方面：（一）增加生产总量，解决生活需要。（二）增加工作机会，解决失业问题。（三）增加输出产品，借谋贸易平衡。（四）保障投资安全，鼓励生产活动。在消极方面，要解除阻碍生产发展之外因、内因、货物流通之障碍及妨碍生产建设之心理因素。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内容共有八条：（一）提倡征工。即动员老百姓做义务劳动。凡筑路治河罩野，修整堤坝，培植森林，开辟疆地，均以征工制度行之。（二）振兴农业。包括增加农产，活泼农村金融，流畅农产运销，推行农村合作，以达粮食自给并力求增加工业原料等内容。（三）鼓励垦牧。一切公私荒地要尽量开垦，对地广人稀之处，要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屯垦，经营蓄牧，并实行屯田制，以实现地尽其利。（四）调节消费。在积极方面，以最大之努力，尽量节约消费，调剂供求。（五）振兴工业。对农产品加工，提倡就农村或其附近发展，对一般工业应由政府实行保护和奖励的政策，对于那些地方上无力举办的大工业，应由政府、企业家一致进行。（六）开发矿产。政府应采取积极的保护及奖励政策，调查各地矿产，改进采掘方法，禁止地方政府与任何特殊势力把持矿产，与民争利。并欢迎外国投资。（七）流畅货运。一方面尽量发展全国各处的道路交通，改进水陆货运的办法。同时又在各地设立主要农作物的公共仓库和运输机关，以便屯积和转运。（八）调节金融。鼓励储蓄、活泼资金之融通，设置完备之农村借贷制度，并要全国人民绝对赞助国家关于货币汇兑之政策。2 二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开展及效果编辑本段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在各种理论、宣传工作进行的同时，各方面的具体工作也逐渐展开。 （一）金融调整。中国是个银本位国家。美国在三十年代前期采用的白银政策，严重地危害了中国金融。美国高价收购白银，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中国金融界受到世界白银价格波动的影响而动荡不稳，从而直接危害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内“工商业经济困难，每苦于周转不灵，有待夫金融界之放款。但金融界以本身资力不厚，虽愿放款而效果不宏。财政部有鉴于此，决定充实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资本”，作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一种”。“以谋社会经济之安定与农工商业之进步”。共计发行1亿元“金融公债”作为三行的基金。其中拨给中央银行3,000万元，中国银行2,500万元，交通银行1,000万元。1935年11月3日，又在英国支持下实行币制改革，推行法币政策。规定以中、中、交三行发行的法币代替市面上流通的银元，禁止白银在市面上流通。以后一切完粮纳税及公私款项的支付，一律禁用白银，同时宣布白银国有。这样，法币就成了全国统一的货币。法币的币值与银价脱离，不再受世界银价涨落的影响，从而稳定了金融。金融界的充实与稳定，银行放款的增加，使投资工业变得有利可图，这便刺激了资本家投资的欲望，从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仅上海一地，1935年至1937年设置的机器厂就达387家，超过了过去十年的总和。币制改革后，还确定了法币的对外汇率，稳定了法币与外币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过去由于币值和对外汇率不稳而引起的外贸风险，促进了对外贸易，鼓励了国内储蓄。改革后的头两个月，就连续出现出超现象，以后尽管又变为入超，但入超数量明显减少。海外华侨汇款也由改革前1934年的250万元，增至改革后1935年的260万元，1936年更达320万元。 （二）工矿业方面。 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通过了《请积极发展民营重工业以充实国力案》，提出重工业建设应由“中央予以指导，令各省分别举办，以民营为主，或官民合办以助成之”。国民政府还颁布了《工业奖励法》。鼓励发展重工业。 这一时期工业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各类工厂的兴建上。在机器工业方面：中央机器厂中，铸铁、钢铁、机器三厂的厂房建筑已告竣，所购设备也到齐，汽车厂亦开始筹备成立。铁道部拟于株洲设立机车总厂，计划投资1,000万元，并在1935年8月成立筹备处；酒精工业方面：1935年，实业部与侨商成立了中国酒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日产达3万公斤，营业甚佳。陕西省于1936年，创办一酒精厂，全部资本为150万元。同年11月，天津创办振远机器制造酒精公司，资本50万元；造纸工业方面：1936年，实业部联合上海业及出版业合资在浙江温溪创办一所大型纸厂，资本为320万元。其中官股150万元商股170万元。此外，广东也创设造纸厂家；化学工业方面：1936年，江苏六合之酸厂竣工，该厂内设硫酸厂，硝酸厂、合成氨厂和水煤气厂。年产硫酸铔约5万吨。上海民营的天利氮气制品公司，年产液体氮8,000磅，硝酸13,000磅，硝酸铔、硝酸钙、盐化铔共约1万磅。政府核准给予在上享有五年专利权，并免征其出口税及减低国营交通事业运输费，以资鼓励；电气工业方面：1936年，成立了扬子电气公司，并筹备在武昌徐家棚附近建立电厂，资本总额1,000万元，每日可发电2万千瓦，可供武汉三镇及附近各县用电；在油料工业方面：实业部联合浙、川、湘、鄂、桂五省产油区筹设植物油料厂，资本定为200万元，官商合作，设办事处汉口，在上海收买大德新等三厂，在四川万县收买中原公司为厂址，并在长沙、杭州等地设立分厂。 由于各类工厂的增多，这一时期的工业品产量也有了很大提高。1934年棉布产量为2,800多万匹，1936年为3,000万匹，1937年达3,500多万匹。1934年上海民族橡胶动生产胶鞋1,200万双，1936年即达3,00万双。全国绒线产量，1934年为170万磅，1936年则增至900万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