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360问答浪得虚名的飞将军——李广
《史记·李将军列传》描述了号称飞将军李广的坎坷一生。文中洋溢着作者寄予的一种独特陈员官超提深顶留不斗型的深深的同情与感慨。作者对李广一生在贵戚的排挤压抑中度过深为感愤,对他“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寄予的深厚同情一直左右着读者之心。于是后人写道：“李将军的保卫祖国边疆的功绩、超凡绝伦的勇敢，以及敌人闻之丧胆的声威也通过作者的断米谁载李司照做看级没笔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上。”千百年来,却几乎没有几个人透过这层深厚的同情之网，冷静地全面地观察主人公的一生。实际上，这位深受后人尊敬的李将军，有名将她之称而无良将之实。更准确地说，李广是一个怀有精湛武攻建要历厚控功与异常勇敢的冲锋陷阵的个体性的勇士，而并没有指挥千军万马、攻城破敌的大将之才。
一、李广实无大将之才
李广出身于一个将军世家：“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纪。汽耐广家世世射。”
李广受家庭熏陶民怀末视选映质，年青时即精通骑射，“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后来，“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差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汉文帝的这几句话，常常令后人感慨不已，以为李将军片善式灯战换倍艺扩责真的生不逢时，每每在词章中驱使。如司马贞《索隐述赞》云：“嚋臂善射，实负其能。解鞍却敌，圆阵摧锋。边郡屡守，大军再从。失道见斥，数奇不封。惜哉名将几富木位值山备却宁，天下无双！”陆游《赠刘改之》：“李广不生楚汉间，封侯万户宜其难静试展受缺。”又如刘克庄《沁园春·梦孚理世古措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都以为李将军有封万户侯，甚而比肩张良、韩信等汉初诸将之才具，实则大谬不然。李广既无张良“意刑工吃一员爱章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谋将之策，又无韩资没错第事企之信“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大将之才。
综观自言“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的李广实在是是少有胜赵统律宁评时例仗，有的只是个人骁勇的战例和事迹，“尝为陇西、谈正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纪看费入试细气守，皆以力战为名。”但却保难师并无大的战功。
有的只是个人神勇之事。如广为后世传颂的“将军夜引弓，没镞石林中”：“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
再如《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详写的李广救中贵人一事：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之，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柰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余骑礶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
人们常常赞颂李广率百骑从匈奴数千骑眼皮底下脱险的急智。实际上，李广身为一军之将，竟然置大军于不顾，率百骑为追杀三名匈奴军而遭大敌，险些被擒杀，本身就是大不智。而“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则更可见李广带兵治军的疏怠。《李将军列传》中比较了李广与当时另一名将程不识的治军之异：
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太守将军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刀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刀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
李广治军“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从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仅仅凭着“远斥候”才“未尝遇害”。程不识则治军严整。这个比较，司马迁当然不是想说李广治军之疏怠，而是想说明李广治军的别具一格，想通过诉说李广与士卒同甘共苦，不摆长官威风，“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来说明李广爱护和体恤士卒。然而，实际上正因为李广治军不严，防范不严，计划不周，使军队成了一批“乌合之众”。虽然士卒也甘愿为之死战，但无疑长此一来军队整体战斗力大为削弱，容易被敌人袭破。程不识说：“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正中李广带兵之弊。偏偏李广又“自负其能”，往往欲凭借个人的骁勇善战，希冀以少胜多，终于导致一次又一次的失利。大败于雁门关外：
《史记·李将军列传》载：
其后四岁，按，时在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胡骑得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行十余里，广详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弛数十里，复得其余军，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于是至汉，汉下广吏。吏当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
后人读到此处，不仅不怪李广之破敌不力，反而盛赏李广之逃险有勇有智。殊不知，这些正表现了李广仅有匹夫之勇，实无挥师千万、攻城破敌的将才。打个比方，某造纸厂因平时疏于管理，发生火灾，厂里领导积极组织救火，尽量地减少损失。而舆论也大力宣传该厂领导组织救火，尽力减少损失的“英雄”事迹。反而无人追究这种火灾本是平时疏于管理造成的，本是可以避免的。本来是他的失职，反倒成全他的英雄之名了。李广上郡救中贵人事、雁门被擒佯死逃生事，均类乎此。读者沉于司马迁的同情感慨笔意中，而忘却了主人公实实在在的面貌，千百年来的叹李赞李之作大概亦系因于此了。
二、李广并非仁德之将
本来，衡量一名将军，作一般道德价值判断并不是妥洽的事情。仁德不仁德并不是作为将军重要的指标，关键还在于军事上的成就与意义。但人们总是从《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某些段落赞赏李广的“体恤士兵，热爱人民的品质”。如：“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还说李广“引刀自刭”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由此很容易引得一些读者或听者的同情与感情与感慨，以为李广就真的是位仁德之将。但是，当我们稍稍冷静地体察全传,便可发现，进而惊讶，这一位“饮食与士卒共之”的李将军并非人们所想象的一个仁德之将。且看：
（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韩将军后徙右北平。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至军斩之。”
且不说霸陵尉的实在是醉酒不知，冒犯斗狠，就算是真的得罪了李将军，也并非十恶不赦，而李将军却因睚眦之仇以斩杀相报，实在不是君子所为，哪里还谈得上甚么仁德！这比起当时另一名将韩安国来简直有天壤之别。《史记·韩安国传》载：
其后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燃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无何，梁内史缺，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使，起徙中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国曰：甲不就官，我灭而宗。甲因肉袒谢，安国笑曰：可溺矣！今等足与治乎？卒善遇之。
韩安国之大度与李广之偏狭适成鲜明对比。再如李广表示追悔的一件事：“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这一诈杀已降的残暴行为，当时著名望气专家王朔即以“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相刺，难道千百年来的读者就一直视而未见么？知而不言，为尊者讳，怕坏了李将军千百年来受人仰慕的名头，以致掩没了李将军本来的面目。
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李将军“引刀自刭”了。这的确是一幕悲剧。但悲剧的主人公真的那么值得令人同情吗？我们想象，当时李广已六十余岁了，就算是对寿命普遍高于当时的现代人来说，也算是老了，何况在那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公元前！而对一个要拼杀疆场的将军来说，就更是不得不说确实太老了！因此，在以大将军卫青为统帅的同匈奴决定性的大战中，年老体衰的李广不能作为主力，不能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确乎是势在必行。这是符合艰苦卓绝战争需要的明智之举。而李广却求战心切，企图建不世之功，不听号令，“广不谢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左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之导或失道，后大将军”，致使大将军与单于接战痛失良机，“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作为一名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能因一己之私念而坏国家之大事。李广正有失于此。触犯了国法军纪，追查责任，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李广的失职犯法，也理所当然要追查。终于，李广“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
三、李广亦非怀才不遇
综观李广一生，不能说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他也多有建功立业的机会。而且李广曾有与卫青等人各领万骑，独任一面，受到武帝信重，充分展示将才的重大机会。可是李广却被打得大败，而且被生擒，只是凭一时之急智，才得逃回。“自马邑军后五岁之秋，汉使四将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匈奴生得广，广道亡归。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汉书·匈奴传》）后来，“元朔六年（前123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卫青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可见李广的机会实在不少。
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始于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共历时三、四十年之久，其中又可以取得漠北决战胜利为标志，在这一时期内，汉军曾对匈奴展开三次重大反击作战，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匈奴的南下骚扰问题。这三次战略反击，分别是河南、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李广自言“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可谓久经沙场之老将。而且李广亲历了汉匈战争中最为重要的三大战役，但实在是建功不多，值得称道的重大军事成就几乎没有。最后还因违反军纪，延误战机，而落得“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
《汉书·匈奴传》载：自马邑军后五岁之秋，汉使四将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匈奴生得广，广道亡归。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其冬，匈奴数千人盗边，渔阳尤甚。汉使将军韩安国屯渔阳备胡。其明年秋，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又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围将军安国。安国时千余骑亦且尽，会燕救之，至，匈奴乃去，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于是汉使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击胡，得首虏数千。其明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子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汉亦弃上谷之斗辟县造阳地以予胡。是岁，元朔二年也。
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秋，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安国军，事见《史记·韩长孺列传》、《匈奴列传》及《汉书·武帝纪》，事在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秋，时韩安国驻守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之后，韩将军徙右北平死。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居顷之，石建卒，于是上召广代建为郎中令。”按，石建卒年，《万石君列传》不载。《汉书·百官公卿表》系“李广为郎中令”在元朔六年，则建卒年当在此年。可见，李广为右北平太守时在元朔元年至元朔六年，即前128年至前123年的六年间，也即在汉匈河南、漠南之战时期内。
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奴骑兵进犯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等地。汉武帝实施反击，派遣年青将领卫青率大军进攻为匈奴所盘踞的河南地。卫青引兵北上，出云中，沿黄河西进，对占据河套及其以南地区的匈奴楼烦王、白羊王所部进行突袭，全部收复了河南地。此役抽掉了匈奴进犯中原的跳板，解除了其对长安的威胁，并为汉军建立了一个战略进攻的基地。匈奴贵族不甘心失去河南这一战略要地，数次出兵袭扰朔方，企图夺回河南地区。汉武帝于是决定反击，发起了漠南之战，时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春。卫青率军出朔方，进入漠南，反击匈奴右贤王；李息等人出兵右北平（今内蒙古宁城西南），牵制单于、左贤王，策应卫青主力军的行动。卫青长途奔袭，突袭右贤王的王廷，打得其措手不及，狼狈北逃。此役胜利，进一步巩固了朔方要地，彻底消除了匈奴对京师长安的直接威胁，并将匈奴左右两部切断，以便分而制之。次年（前123年）二月和四月，新任大将军的卫青两度率骑兵出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前后歼灭匈奴军队一万多人，扩大了对匈奴作战的战果，迫使匈奴主力退却漠北一带，远离汉境。
司马迁叙写李广声威，“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实际上，司马迁的这种褒扬，完全是一种虚美之词。李广为右北平太守的几年，正当汉武帝发起的反击匈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役，即持续数年的河南、漠南之战。在这次战役中，李广自始至终不在主战场上。虽然此役之起，在于匈奴骑兵进犯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等地。但汉军大规模的反击一开始便以永久性地解除京畿地区的压力，保障京畿地区的安全，进而获得战略进攻的主动权这一战略目标为行动方针，故而汉军专力于靠近京畿地区的西线战场，而以部分兵力固守东线，牵制匈奴兵力。而且汉武帝时期汉匈战争之重心自始至终不在东线，而在西线。李广担任的是牵制匈奴军力，策应汉军主力作战的作用。匈奴亦不以东线为主要进攻方向。而匈奴失守河南地后，多次力图恢复，不断袭扰朔方等地。汉军亦拼力保护，企图长久获得战略进攻之要地。故而汉匈随后战争的主战场交织在太行山以西的西线之河南、漠南一带，“其后匈奴比岁入代郡、雁门、定襄、上郡、朔方，所杀略甚众。”（《汉书·卫青霍去病列传》）东线之右北平并非双方争夺的重点，双方于此发生的战役稀少，规模也不大。因此司马迁所谓“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云云，褒表李广之威赫，不过虚美之词耳。
“居顷之，石建卒，于是上召广代建为郎中令。元朔六年（前123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卫青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
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发起了汉匈战争中有名的河西之战。河西即现在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它为内地至西域的通路，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时它仍在匈奴的控制之下，对汉朝的侧翼构成威胁。汉廷为了打通通西域的道路和巩固西部京畿地区，遂决定展开河西之役。为此，组织强大的骑兵部队，委派青年将领霍去病出征河西匈奴军。元狩二年（前121年）三月，霍去病率精骑万人出陇西，越乌鞘岭，进击河西走廊的匈奴。他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法，长驱直入，在短短的6天内连破匈奴五王国。接着翻越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大黄山）千余里，与匈奴军鏖战于皋兰山下，连战皆捷，歼敌近9000人，斩杀匈奴名王数人，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多人，凯旋而还。同年夏天，汉武帝为了彻底聚歼河西匈奴军，再次命令霍去病统军出击。为了防止东北方向的匈奴左贤王部乘机进攻，他又让张骞、李广等人率偏师出右北平，攻打左贤王，以策应霍去病主力的行动。霍去病率精骑数万出北地郡，绕道河西走廊之北，迂回纵深达1000多公里，远出敌后，由西北向东南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大破匈奴各部，在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黑河（今弱水上游）流域与河西匈奴主力展开决战，杀敌3万余人，取得决定性胜利。是役，霍去病共俘获匈奴名王5人及王母、王子、相国、将军等百余人，收降匈奴浑邪王部众4万，全部占领河西走廊地区。汉廷在那里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移民实边戍守生产。河西之战，给河西地区的匈奴军以歼灭性打击，使汉朝统治延伸到这一地区，打通了汉通西域的道路，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为进一步大规模反击匈奴提供了可能。
而《史记·李将军列传》载：
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异道。行可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外向，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汉军罢，弗能追。是时广军几没，罢归。汉法，博望侯留迟后期，当死，赎为庶人。广军功自如，无赏。
在这次河西之战中，霍去病战果辉煌，而李广则仍然是损兵折将，功过相抵，未得奖赏。可见汉武帝给予了李广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可是李广偏偏不能有任何重大战功，屡战屡败。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换来的是接二连三的失利与耻辱。后人常常叹李广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果生不逢时耶？果怀才不遇耶？司马迁于汉匈战争中军功最著的卫、霍二人殊无真诚赞誉由衷敬佩之词，倒是私心以为卫、霍出于外戚，其功亦出于侥幸。卫、霍诚出外戚，然其功果侥幸耶？
元狩四年（前119年）春，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领五万骑，步兵从者数十万，霍去病出代郡，卫青出定襄击匈奴。此役即汉匈战争中最为显赫最具有决定性的漠北之战。李广得罪于斯役。《史记·李将军列传》载：
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是岁，元狩四年也。
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时知之，固自辞于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南绝幕，遇前将军、右将军。广已见大将军，还入军。大将军使长史持糒醪遗广，因问广、食其失道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广未对，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
人们常常叹息李广生不逢时、受人排挤压抑的坎坷遭迹，却几乎没谁真正了解这位将军来说实在是太多了的感伤和仰慕，这也算是一个习焉不察的历史误会吧。这个误会当然是司马迁造成的。司马迁忍耻苟活，发愤著述，一腔心思、满腹牢骚都贯穿书中。由于史家的素质和个人的遭际，他对刘汉王朝有许多不满和怨忿，故而《史记》中时时可见强烈个人色彩的撰述和评判。他同情失败的英雄，放逐的臣子，带悲剧色彩的人物。屈原、项羽、韩信、贾谊、李广等等，这些人的传记成为《史记》人物传记中最为出色的篇章，洋溢着一种深深的敬惋。相反，他对那些成功的了人物如汉高祖刘邦、卫青、霍去病却别有一种冷峻挑剔的目光，别有一种不以为然的讥刺。如对于汉匈战争中功勋最为卓著的卫霍就殊少由衷赞佩之词，而私心以为出于侥幸。相对感人至深的《李将军列传》而言，记录卫霍二人之《卫将军骠骑列传》就极显平庸，论者甚至有谓“不值一钱”的。传记的这种出彩与沉晦的鲜明对比，直接导源于作者司马迁的个人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