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最近几年以来，社会矛盾逐渐成为了中国公众瞩目的焦点---------官员腐败，贫富差距扩大化，三农问题，仇富心态，教育改革，房产价格，医疗社保等一系列问题犹如走马灯一般纷纷闯入人们的视野，同时，许多富于代表性的事件也先后挑战着中国人眼球和心理的承受能力。例如，笔者来到深圳短短几天，就接触到了一个光听来就足以让人感到恐惧的名词----------砍手党。而不久前亲身经历的事情更是触动了内心深处的悲悯。 那晚在白石洲，笔者口渴，买了一瓶矿泉水。行走间，突然感觉有人在身后摸索。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有人抢劫。等到回头看时，不由得自我解嘲地笑了。那只是一个捡垃圾的男孩子。大概只有七八岁的样子，浑身邋遢，还散发着一股酸臭味，手里提着一个装满各类瓶罐，比他自己还要高的麻袋。我将水喝完，把瓶子给了他。然后带着一种助人为乐的快意转身离去。可刚走了几步，又听到身后有了更大的动静，接着，笔者看到了震撼心灵的一幕--------男孩子正在和一个干瘦的老妇人扭打着，仅仅是为了刚才施舍的瓶子。笔者一时无语，事后却思考了很多。待至今日，心中有一种如鲠在尺陆喉，不吐不快的冲动。 我们的社会怎么了？相信只要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提出了解答。其中，有一种最为通行的说法就是--------历史的轮回。具体地说来，历朝历代的统治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天下创世 2。矛盾丛生3。总崩溃 个别王朝由于在中晚期实行了一些改革，缓和了社会矛盾，从而延长了统治时间。这是中国历史所特有的周期性振荡。综观国史，史实让笔者也不得不承认上述说法的合理性。那么，目前的中国是否在重新陷入这个历史的轮回怪圈呢？这倒的确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一。周期性振荡产生的原因 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周期性振荡现象，早在建国以前，就已经有人注意到了。鲁迅就曾经把中国历史归纳为“一治一乱”，“破坏---建设---再破坏”的打摆子模式。而最有名的就是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的对话。黄炎培曾问毛泽东：“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许多许多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此外，黄炎培还指出，从历史角度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他问毛泽东有什么方法跳出这一周期率？对此，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很明显，毛泽东是把周期性振荡归因于腐败，而应对之策就是民主。窃以为，毛泽东的自信回答恐未必也。所谓的腐败携埋，是由于权力缺乏有力监督与制约造成的，并非中国的特产，而周期性振荡在其他国家却未之有也。由此可见，腐败并非是根本原因。那么真正的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正造成了这种奇特的局面。 社会财富一经创造，大致有两个去向：1。进行扩大再生产2。留作消费基金。那么这就涉及到了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了。 进行扩大再生产的那辩困蚂一部分关系到社会的再发展，无可厚非。但是，消费基金就关系到了每一个人的生计问题了。人活着不是为了消费，但没有消费就不能活着。去除再生产的部分，剩下的就要做个分配，那么分配应该本着什么原则呢？我认为，最重要的信条就是公正性。分配不公正，将伤害生产者的积极性，而且还在社会各个群体间种下不和的金苹果。但是人的能力是存在差异的，能者多劳多得，庸者少劳少得，这样看来，贫富差距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关键在于，你怎样把握好度的问题？ 大凡只要还是正常人，只要其基本生存条件能够得到满足，以身犯险，挑战社会秩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反过来讲，一个平常人（请注意，不是职业犯罪者）开始为了生存来反抗现行秩序，这就说明他的生存状况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了。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上揭竿而起，反抗现行秩序的每次都是农民，准确地说，是饥寒交迫的流民。他们不是因为懒惰而挨饿受冻，相反，他们很勤劳，肯干，能吃苦，但他们仍旧要遭受不体面的命运。那么，既然不是他们本身的过错，又是谁的过错？ 在农业时代，社会财富基本上是以土地作为衡量标准的，你的财富多少，社会地位多高，取决于你占有的土地以及依附人口的数量与质量。所以社会上层集团只会是地主，而不会是农民。农民也是分作三六九等的，从生产方式上划分，有农奴，佃农，自耕农；从土地占有量而言，又分贫下中富农。可以说，土地的分配就是封建时代的社会财富分配。笔者综合了国史与世界史，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凡国家稳定繁荣之时，小农经济占优势；而国家衰败，接近崩溃灭亡之时，全国的土地往往高度集中于少数的大地主，大官僚手中。那么这就值得探讨了，这一切根源在哪里呢？？说到土地高度集中，往往是因为这些大官僚，大地主搞土地兼并造成的，其实土地兼并本身的危害性并不是很大，因为中国的地主与欧洲的领主不同，没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但是问题在于，理论与现实并不等同。地主的土地兼并很多都并不合法，而且往往会把兼并的土地和人口隐匿不上报，以此来逃避纳税。而另一方面，被兼并土地的农民却要纳税，换句话说，地主把原本应该自己承担的负担转嫁到了农民身上，有地的不要纳税，没地的反倒要交钱。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沦为了流民。大地主大官僚运用手段将原本属于国家的资产收入囊中，客观上削弱了国家的力量，而因他们产生的流民又成为了国家的负担。一方面国家越来越虚弱，一方面负担与日俱增，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终究把国家拖垮。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革，从均田法到王安石变法，再到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其中都往往会有一项措施，那就是遏制土地兼并，这恐怕也从反面说明了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 二。我国目前的社会财富分配 跨越了封建时代，进入了产业社会。社会财富的概念没有变，只是衡量标准变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货币的作用开始凸显，并最终成为了社会财富的象征。你有多少财富，主要是看你的财产兑换成货币后尾数上带了几个零。 那么，我国目前的社会财富分配的现状如何呢？建国以后几十年，我们实行的是平均主义路线，许多因为改革开放而富起来的人对此深恶痛绝。笔者个人认为，这是国家对于以往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的一种矫枉过正，它忽略了个体人的能力差异，大搞一刀切。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基本屏弃了这种方式，开始了“按劳分配”的时代。这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一次大洗牌，许多人的境遇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变化，所讲究的就是能者多劳多得，庸者少劳少得。那么这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上，你要把贫富差距控制在怎样的一条底线上才算合适呢？ 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邓小平曾经构想：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再带动其他的人富起来。但先富起来的这部分所谓的“新贵族”似乎并无此意，而是更加变本加厉地扩大贫富差距。而相应的，许多问题也由此滋生了出来。目前的社会财富分配，姑且不论合理与否，已经使得绝大部分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这样一来，大多数人所控制的财富就很少，财富相对减少，购买力必然降低，那么社会总体消费需求也就随之降低，最终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目前，我国经济出现的产业总体萧条化现象，笔者认为就是由此产生的恶果之一。试问，没有了消费需求有力拉动，谁还会去生产呢？生产得越多，赔得也就越多。所以，目前只有那些垄断了某种资源的行业还能够维持利润，不过，普通大众消费不起，所以只能从少数富人身上动脑筋了，以至于出现了某银行宣布，取款额低于多少不予办理；某中学只对党政机关子弟开放的怪现象。原本有限的社会资源又向这些“新贵族”倾斜。而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多数派而言，则是恶性循环。最终的结果往往就是：有城市户口却住不起房，有病却上不起医院，有孩子却上不起学。 那么不妨再把目光放回到社会财富分配本身来看，在改革初期，我们的“新贵族”们真的是严格按照党中央制定的“按劳分配”原则行事的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如果要对他们来个刨根究底，大多数人的案底不会清白。有句老话叫做“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正是在这个信条的指引下，有人曾经乘火打劫，低价压购国家资产；有人在生产过程中，偷工减料；有人违反劳动法，导致劳工利益受损；甚至还有人铤而走险，干些诸如走私之类的违法买卖。他们正是通过这样赤裸裸的，近乎于劫掠的方式，积累了巨大财富，建立起了自己的帝国。看来，“新贵族”们自我吹嘘的“个人奋斗”很大程度上实在让人难以认同。他们的积累是建立在对个人财产的“抢劫”（如中国股市最大的受益者是大股东，而不是广大股民）以及国家资产的掠夺的基础之上的。这与前文当中提及的大地主大官僚的非法土地兼并可谓是“师出同门”。目前，政府一方面总是苦于国家财政不足，另一方面又抱怨负担日益加重。长此以往，必将形成恶性循环。而我们的国家很有可能在一轮又一轮的恶性循环当中被拖垮，国家与普通大众会为牺牲品，数千年来反复演绎的故事很有可能将在21世纪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