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来自“山大王”的启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一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军事史上都有着显赫地位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实践中提出的。然而,您可能不会想到,这一创造性的游击战争理论的提出,竟来自“山大王”的启示。清末民初至革命根据地建立前,井冈山曾是土匪出没之处、绿林栖身之地。1912年12月,驻湖南的粤军连长朱孔阳因不满上司克扣军饷,曾率部进入到井冈山做起了“山大王”,成为井冈山有名的一支绿林武装。为对付官军的进剿,朱孔阳利用熟悉地形环境等有利条件,机动灵活地在莽莽群山中与官军周旋,使官军疲于奔命,对他奈何不得。他有一句对付围剿的名言:“不需能打仗,只要会打圈。”廖廖数语,蕴藏着极其朴素的游击战术道理。井冈咐毕纳山根据地初创时期,敌强我弱,四面白色恐怖。为了战胜强敌,扩大并巩固革命根据地,红军迫切需要制定一套适应对敌作战的战略战术。为此,兼收并蓄的毛泽东注意从过去井冈山绿林武装的游击战术中吸取营养,学习优长,为我所用。1927年12月,他对攻打茶陵的部队说:“战无常法,要善于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抛掉旧的一套,来个战术思想的大转变。”他还告诉大家:“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朱孔阳绰号),和官兵打了多年交道,总结的‘打圈圈’是个好经验。当然,土匪‘打圈圈’是消极的。我衡没们工农革命军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总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原则。”1928年5月,朱毛两军会师后,湘赣两省敌军向井冈山发动了第一次联合“会剿”。红四军主力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南下黄坳,直奔五斗江,迂回拿山,第一次攻克永新县城。几天后,毛泽东召开干部会议,会上他广引古今中外战例,结合红军这次战法,再次谈到了战术问题,并首次正式提出了“十六字诀”,他说:“白军强大,红军弱小,我们以弱斗强,只能采用游击战术。什么叫游击战术?简单说,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从此,“十六字诀”成为红军克敌制胜的法宝,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井冈山红军连队有一位外国人*中国的革命斗争,得到过许多外国同志和朋友的支持帮助,许多重大事件都曾有外国人参与。红军井冈山斗争时期,也有一位担任过红军连长的外国同志,他就是朝鲜人陈龙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使正在中国求学的朝鲜青年陈龙鹤倍受鼓舞。1926年1月,他投考黄埔军校,成为该校第4期学生。在校期间,他先后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卫戍广州、警戒黄埔、驻防虎门和惠州等行动,在斗争实践中受到锻炼和洗礼。同年10月,他与伍中豪、林彪、陈毅等同期毕业,投身北伐。1927年6月,我党协助国民革命军张发奎部组建总指挥部警卫团,卢德铭任团长,陈龙鹤受党的委派也成为该团的一员。1927年8月1日,卢德铭按党组织指令,率警卫团赶往南昌准备参加起义。但到武宁时,得知南昌起义大军已经南下,部队只好折回修水、铜鼓一带休整。9月9日,陈龙鹤随部参加了毛泽东、卢德铭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后,陈龙鹤随部上了井冈山,任毛泽东兼师长的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一营一排排长。他先后参加了著名的五斗江、龙源口、三打永新等战斗。1928年8月,毛泽东亲率三十一团主力前往湖南接应红军大队,一营留守井冈山。湘赣两省敌人乘虚而入,用4个团的兵力进犯。陈龙鹤率领全排凭借险要地势,配合袁文才的三十二团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1929年,陈龙鹤任红三十一团三连连长。长汀整编时,三十一团改编为第三纵队,次年与赣南地方武装合编为红十二军。1934年4月,红十二军参加攻占福建南部城镇的漳州战役。激战中,陈龙鹤不幸壮烈牺牲。*《真理报》曾向世界介绍井冈山斗争情况*许多人认为,延安时期来华的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是最早向国外介绍井冈山的外国人。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当时苏联最具权威的《真理报》,就对井冈山斗争情况作了真实客观的报道。有关历史档案文献中数衡记载着以下珍贵史料——1928年2月9日至25日,共产国际召开执委会第9次全会。3月1日,《真理报》在一篇题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讨论中国问题》的报道中提到:“在湖南省,除南部以外,茶陵、永兴和酃县地区也都举行了农民起义。在江西省,根据地方同志的来信,永新、莲花和全南县组织了苏维埃政权。”文中提到的茶陵、酃县、永新、莲花,正是井冈山根据地的组成部分。1929年7月2日,《真理报》发表社论《中国统一的“假象”》。社论指出:“彭德怀、方军敏(方志敏)、王佐、袁文才,特别是朱德和毛泽东的红色游击队运动……在两年之间辗转战斗于许多地区和省份,占城夺池,到处闹起了革命,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义的,它必将引来数以百万计的新生力量加入新的起义大军。”同年7月24日,《真理报》发表署名阿。伊文的文章《彭德怀》,高度赞扬了井冈山的斗争和红军指挥员彭德怀:“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王佐、袁文才……除了头两个名字,苏联读者对其他人可说一无所知。然而,他们的名字却是江西、湖南、广东名流绅士地主们的心腹之患。彭德怀去年率军队来到朱毛工农红军一边。今年1月,朱德和毛泽东撤离井冈山时,彭德怀与王佐留下继续战斗,进行顽强抵抗,直到敌人重炮将山上的工事全部破坏时,他们才开始撤退。”文章不仅出现了“井冈山”这一地名,而且还报道了彭德怀率部上井冈山,并留守井冈山艰苦斗争的情景。*“朱毛红军”为何始称“红四军”*1928年4月底,朱毛红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5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宣告成立。然而,这支我军历史上最早的红军为何称“红四军”,而不称“红一军”?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将广东各派军队统一编为国民革命军,计有8个军。其中由李济深任师长的粤军第一师扩编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中共党员廖乾五任党代表。李济深受孙中山先生影响,主张国共合作,因此四军各部均有共产党员担任政治工作。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由叶挺独立团作为先锋向湖南挺进,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1927年1月,叶挺独立团所在的十二师扩编为军,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改编为其中一个师。“四一二”政变后,四军“东征讨蒋”,进军到九江、南昌一带。8月1日,四军由我党掌握的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随后南下入粤。后来,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转战湘南,举行了湘南起义。井冈山会师后,为发扬四军英勇作战的优良传统,故将我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我军历史上,除毛泽东朱德创建的红四军外,还有两个“红四军”:一是1928年6月贺龙在湘鄂西成立的“红四军”,此乃红二方面军的前身;另一个是1931年1月由许继慎为军长的红一军与蔡申熙领导的红十五军合编成的“红四军”,军长旷继勋(后由徐向前接任),此为红四方面军的基础。后来三个“红四军”逐步发展成了红军三大方面军。对此,应该说,这三个“红四军”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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