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资料来源：九个头条网六十年风雨，六十年春秋。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一座明亮的灯塔，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指引了方向。但是，关于为什么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关于毛泽东同志发表《讲话》的背景，现在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时间如白驹过隙，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据说只有数人在世了。岁月把人带走，但历史的真相不能湮没。我曾聆听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并参与了会议前后的一些活动。那段时间是我的人生、我的文学生涯的转折点，我和许多同代人一样，在《讲话》的指引下成为自觉的革命者，成为战士。每思及此，我就感到沉重的责任：应该留下真实、准确的历史，而不是歪曲的历史。只有在真实的历史中，后人才能充分感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真理光辉。《讲话》发表于抗日战争时嫌猜期，那是伟大的时代，像大海一样奔腾汹涌，中华民族在决死的战斗中迎来新生。“红星照耀”中国，中国共产党成为民族解放的旗帜，千千万万进步的知识青年、许许多多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满怀理想和激情奔向延安，那真是人如海，歌如潮。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说：“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1940年以后，抗日战争进入十分困难的阶段，国际上，希特勒法西斯围攻斯大林格勒，形势危急；在国内，国民党反动派借机对解放区加强封锁、加紧进攻。那时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身上是破破烂烂的军衣，天天吃小米土豆，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绝大部分人依然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但一些人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也暴露出来，延安出现了一股灰色的潮流。实际上，在此之前，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就已见端倪，尽管有的作家以“革命者”自居，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从亭子间来到解放区并不等于与解放区人民结合。在一次纪念鲁迅的大型集会上，就有人口出狂言，竟然说“我的一支笔指挥两个党”！当时就引起了激烈批评。到1942年左右，这种思潮如雨雾般弥漫开来。在大砭沟口有一个告示牌，叫“轻骑队”，上面贴满了各种各样奇谈怪论的小字报。另外，一个更大的阵地就是《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了一些诽谤共产党，诽谤解放区的言论。胡乔木同志在回忆录中引用一份1943年的文件，概括了延安文艺界暴露出的问题：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 ”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现在“还是杂文时代”。从这些思想出发，于是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纠纷也是层出不穷”。（《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54页）在这种灰色思潮中，不少人写了不少与党对立的东西，我自己也不例外，当时我写了两篇小说，都发表在萧军主编的刊物上，可惜现在找不到了。那两篇东西就是宣扬小资产阶级情绪，丑化工农干部，膨胀小我，否定现实的。当时我在“文抗”任支部书记。延安有两个文艺单位，一是“鲁艺”（鲁迅艺术学院），周扬是院长；另一个就是“文抗”（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原由中央文委书记艾思奇任主任，丁玲是副主任，后来艾思奇调到《解放日报》，胡乔木接任文委书记，领导“文抗”。这两个单位聚集了大批作家、艺术家、文艺青年，两个相距甚远，但串联频繁，来来往往，阴风冷雨，愈演愈烈。有一天我向胡乔木汇报时提出，两处党组织应当有联系，制止这种不正常的状况。胡乔木说，你应到“鲁艺”和周扬谈谈这个问题。“鲁艺”在桥儿沟教堂，从“文抗”去，要顺着延河经过杨家岭、清凉山，然后向东拐，穿过广阔的机场。我芹派型爬坡翻山到了“鲁艺”，可能胡乔木已经打过电话，周扬似乎在等着我。那天我们两人坦诚相见，开怀畅谈，最后商定两处党组织遇事要相互通气、相互合作。这次谈话非常重要，“鲁艺”和“文抗”两家同志的关系由此变得紧密、团结。后来有一天，我和丁玲同行，走过中央所在地的杨家岭沟口时，丁玲指了指山顶说，今天晚上这里有个激烈场合。我一听就明白，她指的是她那篇《三羡贺八节有感》将会遭到批评，我劝她冷静对待。果然，在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的会议上，军队方面的领导人对延安文艺界的种种怪现象十分气愤，进行了急风暴雨般的猛烈抨击。贺龙批评丁玲说：怎么我们在前方打仗，你们在后方却骂我们的总司令！据我所知，毛泽东同志还曾劝说军队方面：对文艺工作者不能只是批评，还要接近他们，影响他们，改变他们。此后贺龙和王震都到“文抗”来看望过大家，他们谦逊和蔼，和大家相处甚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