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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驳复仇议》译文 【原文】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圭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对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昔日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世。若日无为贼虐，凡为治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以向，违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为典，可乎？ 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向使刺谳（音厌）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丛信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难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以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于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 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 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注释】 天后：指武则天。伏：表示敬畏的词。 陈子昂：（ 661—— 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县） 人，唐初杰出诗人、文 学家。二郑拦十四岁中进士，曾任右拾遗之 职。 旌其闾；指在徐元庆的家乡立牌坊或赐匾额予以表彰。 令：律令。典：法典。 潜：超越本分。 刺：侦察调查。谳：审判定案。 州牧：一州的长官。 戴天：共同生活在苍天之下。语出《礼记·曲礼》：“父之仇，弗与 共戴天。”枕戈：头枕武器。《礼记·檀弓》孔子说“居父母 之仇”，“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这几句话引自《周 礼·地官》“调人”条。调人：官名。《春秋·公羊传》：相 传是孔子再传弟子公羊高著的一部解释《春秋》的书。引渗丛轮文见 《公羊传》定公四年。 【解题】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今陕西渭南县）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音韵）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大，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的。他引经据典，说明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入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文章分析透辟，语言精炼而准确。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洁廉悍”的风格。 【译文】 臣从记载上看到天后在位的时候，有个同州下圭人叫徐元庆的，父亲徐爽被县吏赵师韫杀害，终于能够亲手杀死父亲的仇人，然后自缚其身，投案认罪。当时谏臣陈子昂提出建议：主张将他处以死刑，而后在他家乡予以表彰；并且请求将这一案例载入律令，永远列为国家法典。臣个人认为这是不对的。 我听说“礼”的根本作用，是用以防止暴乱。按照“礼”来说不许残害虐杀，凡是做儿子的不应复仇而复仇的，要处以死刑而不能赦免。“刑”的根本作用，也是用以防止“暴乱”，按照“刑”的规定不许残害虐杀。凡是做官的，杀害无辜之人，要处以死刑而不能赦免。“礼”与“刑”的本质相同，而具体运用的对象和方法却不一样，表彰和惩处是不能同时运用到一件事情上的。惩办应当表彰的，这就叫滥杀，是严重亵渎刑法的尊严啊；表彰那应该惩处的，这就叫错赏，是严重破坏礼仪的规范啊！如果以这种做法来宣示天下百姓，传给后代子孙，那么，追求正义的人就弄不清前进方向了，避免祸患的人就不知怎么处世了，用这个建议来做为国家的法典，行吗？ 圣人的原则是彻底弄清事理以决定赏罚，根据情由来正确地加以赞扬或贬斥，统一于一个标准而已。假使调查审理了事情的真假，辨明了它的是非，研究了事情的发生而探求它的起因，那么“刑”与“礼”的运用，就能明确地加以区别了。为什么呢？假如元庆的父亲，没有犯下违背国法的罪行，师韫对他的诛戮，只是因为个人之间的怨恨，施展他当官的威风，对无辜的人加以迫害。州里的长官不去追究他的罪行，刑部的官员不去加以责问，上下都蒙骗包庇。冤屈的呼叫充耳不闻，而元庆能够认为和杀父的仇人一起活着为耻辱，以为身带武器时刻准备报仇是合乎礼义，想方设法，来刺穿仇人的胸膛，正直坚强，严格要求自己，即使丧命也不遗憾，这正是遵守礼而实行义啊。执政的官员应该惭愧，向元庆道歉还来不及，又怎么能去处死他呢？或许元庆的父亲，确实有罪，师韫对他的诛戮，不违背国法。这就不是死在官吏的手中，而是死于国法啊。国法难道可以仇视吗？仇视天子的法令，而杀害奉行法令的官吏，是骄顽凶横、犯上作乱啊。逮捕他并处以死刑，正是用以明正国法，又怎么能表彰他呢？ 而且陈子昂的议状中说：“人必定会有儿子，儿子也必定有双亲，因为爱自己的双亲而互相仇杀，这种混乱状态谁来解救呢？”这是太不明白“礼”了。“礼”所说的仇，是怀着冤屈悲痛而无处申诉啊，不是指的犯罪违法，陷于死刑之中。若说：“他杀了人，我就杀死他。”不去评断是非，不过是欺负孤单力弱的人罢了。这违反经典、背离圣人的教诲不是太过分了吗？《周礼》说：“调人的职务就是负责处理人们之间的怨仇的。”“凡是杀人而符合义的，便命令死者亲属不许报仇，假如报仇使处死。”“有为报复而杀人的，全国的人都仇视他！”又怎么会发生因爱自己的父母而互相仇杀的事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罪不当诛而被杀，儿子报仇是可以的；父亲罪合该死；儿子报仇，这是会引起不断地互相仇杀的行为，虽然报了仇但却消除不了祸害。”现在如果能采取上述原则来审断双方的相杀。就符合礼了。 况且不忘父仇，是孝；不惜一死．是义。元庆能不越出礼的规定，尽了孝道并为义而赴死，这一定是个通达事理而明白道义的人。通达事礼明白道义的人，难道他会把王法看做仇敌吗？陈子昂反而主张把他处死，亵渎了刑法，败坏了礼义，它不能列为国家法典，是十分清楚的。 请求把我的议状，附于律令之后。有审理这类案件的，不应当按照以前陈子昂的意见去做。谨对此提出上述建议。
